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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最後日記》，徐先生是筆者最敬重之學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黃正謙
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般而論，新儒家第一代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方東美、馮友蘭、錢穆等；第二代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包括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余英時等。
概言之，當代新儒家之興起，要抗衡兩股思想潮流。其一，抗衡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全盤西化及科學至上論；其二，抗衡當代西方虛無主義或跡近於虛無主義之思潮。請先言後者。
近代西方思想「主義」林立，例如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之共產主義、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及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之存在主義等。然其歸趨多近於虛無。謂其虛無，是指其價值之無定，或價值之無絕對，甚或所有價值，皆屬無根之論，尤其在人文價值之否定。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說，存在不過為與現世相遇之其他存在者相濡以沫而已，且存在與存在之間貌似親密，實則各相疏離（Das Dasein aber ist in der Welt im Sinne des besorgend-vertrauten Umgangs mit dem innerweltlich begegnenden Seienden; Dasein ist wesenhaft entfernend）。雖薩特力說存在主義為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但「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莜䓤e l'essence），存在主義之首要原則，是人之生並無任何前設、價值及目的，即其出生僅其出生而已（L'homme n'est rien d'autre que ce qu'il se fait. Tel est le premier principe de l'existentialisme）。馬克思共產主義是無神論，是階級鬥爭。此眾所周知，不具論。
演化論於二十世紀早成通說，並廣泛應用於自然科學之不同範疇，甚或闖進人文社會學科之殿堂並登堂入室，成演化心理學、歷史語言學等等；古生物學及地質學等長足之進步，肯定人類與禽獸同源；宇宙約於120億年前誕生、地球形成於46億年前、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恐龍約於六千五百萬年前滅絕等；凡此種種新知，不僅令《孟子》「人禽之辨」漸見模糊，即西方基督教乃至世界各大宗教，皆遭受最嚴峻之考驗：中國先哲之仁義、基督教之博愛及中西並言之良知，原來皆為人類社會因互相合作演化所成。若堅說人之愛與禽獸不同，則五十萬年前如何？五百萬年前如何？上溯越遠，人與禽獸越近。此學說，借用古人論名家之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人類並非世界諸生命之中心，正如地球並非太陽系之中心一樣。加之兩次世界大戰是total war，平民死傷枕藉，更將人類精神推進絕望之深淵。又邏輯實證主義雖建基於科學求真之態度，但過度重視經驗世界，否定形而上學，亦否定倫理與宗教價值。新儒家學者有見及此，以重建人文精神為最大職志，尤其中國文化傳統之人文精神。
新文化運動健將如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有感於晚清時局之動盪，政權腐朽，國運日喪，民智不開，乃認為當時中華民族之衰敗，是二千多年來孔孟儒家文化遺毒所致，因之主張全盤西化，線裝書扔進毛廁裡。若從救國觀點論，其主張固有針砭時弊之意義；但從學術觀點而言，其持論多有可商之處。先秦孔孟之儒家文化，與晚清泥古之士大夫所言「禮教」截然不同。何者為先秦孔孟之主張，何者為後世論者之踵事增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降，法家思想及陰陽學說已滲入儒家思想，即所謂「陽儒陰法」，遂成歷代統治集團利用之工具，以證明君主專制實源於聖人之所教），何者為後世學者之曲解，不得含混其辭。對傳統文化無檢別之全盤否定，不僅有違學術研究所必須堅持之客觀原則，且亦與五四時代所鼓吹之科學態度南轅北轍。當代新儒家不止於反對而已，且對中國文化今後之開展提出具體方法，例如牟宗三致力融通中西哲學；徐復觀則研究漢代、宋代及清代學術，指出學術生命之腐朽，方為民族文化衰亡之最大肇因。
論文化，簡約有力之概括固然有其必要，但論者必須具備歷史意識。今香港中學生讀中國近代史，論鴉片戰爭，有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自給自足，視外國人為蠻夷戎狄」之說。此說表面上雖不為錯，但語焉不詳。學生習爾不察，隨口論中西文化，說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故不思進取；西方人進取，故科學成就斐然。當代學者又喜言數千年中國文化為「小農DNA」。若認識歷史，則知「以農立國」是大多數古代人類文明必經之歷史階段，非中國所獨有。中國文化之退步，是明清以降種種制度之不合理，加之無有西方之工業革命及科學革命，乃至十九世紀，中國還在以農立國。西方在十四世紀以降踏入文藝復興，其後歷經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及啟蒙運動，遂得以成就近代之富強，故論文化，不能無視古今之變。今天學生論文化，就在毫無古今之觀念下說中國數千年之落伍，說西方數千年之進步，說只有中國以農立國，西方從來就是民主與科學、男女平等及人人平等。
又論者說中國「視外人為蠻夷戎狄」，排外心態令社會封閉，又溯源於孔孟。此又一無視古今變革之顯例。孔孟所處春秋戰國時代，的確以華夏之典章禮樂制度為進步，以四方蠻族為退步。故孔子有「攘夷」之論，又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但二千多年以後之中國知識分子，卻繼續「師承聖人之教」，仍視外人為「蠻夷戎狄」，其優勝處僅在「奇技淫巧」。此方為問題癥結之所在。不過，西方以鴉片及船砲「開啟中國門戶」，中國人排外心理亦非無因。今人欣羨近代西方之富強，但其侵略行徑卻不願多談。
又論理，不能顛倒因果。孔子「仁」論，孟子「仁義禮智」論，乃發於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世局。當時天下大亂，不嗜殺人之統治者幾希。孔孟之言，在迴狂瀾於既倒，「求其放心」。孔孟等並非無所事事，忽然制作禮教，以箝制思想及行為之自由。且儒家思想本有經權之論，並不墨守成規。今人常引孔子名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但禮究何物？以當代說法，「禮」其實是「變數」（variable）。禮之具體內容因時而異。孔子謂商因夏禮而損益之，周因殷禮又損益之。禮之損益，雖百世可知。猶如今天所謂非禮及性騷擾，具體內容並未論定。從前，撫摸陌生女子是非禮；今天，在巴士上自言自語淫笑，令旁人側目，也可算是性騷擾；上司對下屬表示有好感，若技巧笨拙，也可構成性騷擾。禮之損益，雖百世可知。
在科技進步驚人之今天，地球村早已形成，必須以世界眼光論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不能復視西方文化為中國文化對立之意識形態。新儒家大抵在文化及哲學角度立論（徐復觀兼治經學，錢穆重在史學），但具體學說並非單一，甚至互相筆伐。牟宗三及徐復觀常常嚴厲批評馮友蘭；徐復觀《無慚尺布裹頭歸》批評其師熊十力之武斷，跡近於獨裁等等。最後，對新儒家成員之認定問題亦莫衷一是。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即力辯其師錢穆之不屬於新儒家。（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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