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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小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陳元珍沒想過自己會與中國革命史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上世紀60年代中文革爆發，陳元珍和她的丈夫、有華僑身份的陳依范（Jack Chen）一起作為「階級敵人」，被迫捲入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在夫妻患難的時刻，陳依范開始對妻子細述陳家三代的革命歷史，說得最多的，還是他的父親陳友仁，這位不會中文，曾於1927年在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期間，成功收回武漢和九江租界的風雲人物。
身處指鹿為馬的年代，陳元珍意識到，保留一部家族史，不僅是對陳家的敬意，更是在不少充滿階級對立觀念的中國近代史書上，填補一些空白。
撰寫家史，陳元珍花了近十年心血，該書中文譯本《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下簡稱《民國外交》）最近由香港三聯出版。
見到陳元珍，在夏末一個炎熱的午後。竟是個小小的意外。
按照事先約定，我來到她家樓下，正在門鈴處尋找號碼，一聲細小的普通話從背後傳來，「你是小島麼？」我回頭一看，一位身材瘦小、穿着粉紅碎花綿綢圓領短袖，頭戴粉色鑲花太陽帽的女士，正面帶微笑。
對方的眼睛如此活潑，帶着好奇的神色，讓我無法瞬間將她與那本承載中國近代革命史的書籍作者、身經動盪年代的種種磨難的過來人聯繫在一起。後來的談話，更加深了這種反差。
不關心政治，關心的是歷史
在《民國外交》這本書裡，陳元珍除了詳細講述了陳友仁的出身背景，着墨更重的是陳友仁如何與孫中山一起開展對外的國際聯絡及對內的國民革命工作。她提供了不少被一般歷史書遺忘的細節，比如：她揭示了陳友仁為孫中山傾向蘇聯所作的推動，以及陳友仁作為法律顧問參加巴黎凡爾賽合約時，收到俄國的密件，揭露美日間秘密簽訂的轉讓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利「藍辛——石井協定」。凡爾賽陰謀的暴露成了其後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這尤其是個大事情，」陳元珍說，「過去以為五四和國外沒有關係，都是國內北京上海的學生搞出來的，但其實還有國外華人社團這一條線。這在過去的中國歷史書上沒有寫。」沒有記錄便是一種對歷史的遺忘，「1954、1955年的時候，在北京曾舉辦過一次有關1927年第一次國民革命時期的展覽，裡面對陳友仁、鮑羅廷（編注：鮑為20年代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一個字都沒有提。」以階級鬥爭為綱，曾經是特定年代的一種沉重的精神枷鎖。儘管陳元珍的書寫對象是各種政治人物如孫中山、宋慶齡、蔣介石、周恩來等，但她對政治從不感興趣，她關心的是歷史，是歷史之下的人物。在對陳元珍訪問的整整一個下午裡，她時常都會談起讓她深受影響的19世紀俄國寫實主義文學作品，「它們的偉大就在於把人性寫的很深刻，而不是關心什麼階級。」
「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醜惡」
陳元珍自己曾在階級問題上經歷過相當長時間的反思。她出身於上海一個中等家庭，父親是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工程師，結交了不少中上層階級的朋友。她小時候被送進美國教會學校，接受英文教育。新中國成立以後，她成了被批判的「資產階級」一分子，令她非常困惑，「那時候我覺得這種對『資產階級』的講法不合適，我並不覺得自己多麼醜惡，我身邊的資產階級的親人、朋友，他們有好也有壞。但我只是心裡不同意，不會公開出來爭論。」
但陳元珍對革命不是沒有理想，不過中文寫作更是她從小的志願，而留在中國的土地上是最好的選擇。1950年，一心要擺脫母親控制的陳元珍，放棄隨親戚去香港避難的機會，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同學的介紹下，進入當時的國家電影局做文職工作。艾青、夏衍、周揚等著名文人、劇作家時常在工作會議上發表對文藝的看法，對陳元珍的影響很深。「那時候電影劇本要通過審查，不是看這個故事寫了什麼人，而是要利用這個人反映階級。夏衍、周揚他們都是寫書的人，對現狀也不滿意，也不認為塑造人要黑白分明。」
1980年，身在美國的陳元珍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英文長篇小說《龍村》，故事發生在50年代的中國，一個來自城市、受過良好「洋派教育」的姑娘玲玲拋棄舒適的都市生活而自願參加革命，到農村經歷了土改運動，此書後來成為美國多間大學關於中國研究的指定讀物。陳元珍曾到過甘肅參加土改，小說根據的是她的親身經歷。
「我當時看見的農民和其他作家看到的就不一樣，農民有可愛的地方，也有狹隘之處，並不是全部都是像宣傳畫裡面帶微笑，支持合作化。」《龍村》的前身是陳元珍寫於50年代的一個短篇小說，因對人物階級問題上迥異的態度，讓陳元珍趕在文革發生時，紅衛兵抄家之前，一把火燒掉了手稿，但原來的故事內容卻一直留在陳元珍的腦海裡。
留給兒子的家史
「過去都會罵李鴻章是賣國賊，但他在簽訂條約的時候還吐血呢，割地賠償畢竟不是一件開心事。還有陸征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21條』是他簽的字，簽完之後他說想自殺，最後他雖然沒自殺，但跑到比利時做天主教的神父去了。你可以說他們是被迫，但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官做下去。」在對待自己的公公，陳元珍說，也要做到不歌功頌德。「陳友仁對中國的革命事業有他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問題上也有幼稚的一面。」
「現在好了很多，我前一陣聽說內地要重拍八百壯士和國民黨將領張自忠的英雄故事。」消弭階級對立，對國民黨給予公允的評價，這是陳元珍對歷史的理解。
陳元珍從陳家親戚以及丈夫的口中，聽來了不少陳友仁的故事，離奇曲折，險象環生。但是，既然書寫的是歷史，就需要找資料求證。這也是陳元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為此她的足跡遍佈美國東西海岸、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英國等，除了搜集資料，做訪談，也要親身感受陳友仁以及丈夫陳依范所生活過的地方。
「大的歷史事情，其他歷史書上都有，但比如『聯蘇容共，扶助工農』政策到底是怎樣發生起來的？又是怎樣去執行的？我們的書上沒有說出前因後果。」
陳依范不會中文，文革期間但凡受到紅衛兵的審訊，都由妻子陳元珍翻譯，陳元珍因此看到了什麼是信口雌黃，什麼是對歷史的踐踏和人格的侮辱，唯有將記憶保留。
在《民國外交》一書的自序結尾，陳元珍說了撰寫家史的一個私人原因。丈夫依范曾在文革期間，根據陳家三代人的奮鬥經歷每晚講故事給兒子聽，作為對他的教育，以致兒子成年進了大學，到圖書館特地尋找起這本故事書。「他當然找不到。現在我可以拿着出版的家史對他說：『你要找的就是這本書。』」那是怎樣一個溫暖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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