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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左)波蘭斯基於1977年承認與13歲少女發生性行為被捕，卻在審訊期間潛逃法國。(下右)妻子莎朗蒂的慘死令波蘭斯基開始其頹廢的私生活。
九月底，電影界鬧出性醜聞：奧斯卡得獎導演波蘭斯基被控誘姦一名十三歲少女，須引渡「回」美國受審（波蘭斯基擁有法國和波蘭雙重國籍）。事件矚目之處，除了在於此案發生在三十一年前，更在於七十多位電影業名人（包括活地亞倫）那份聯署聲明，要求釋放波蘭斯基。「同行如敵國」的老調在此不再適用，究竟是波蘭斯基的藝術成就讓他以功補過，還是別有原因，令多名行家一同聲援？文：梁慧思 圖：資料圖片
性醜聞 未被遺忘
去年，一部製作了四年的紀錄片終於在美國上映，名字叫《波蘭斯基─被通緝與被渴望》（Roman Polanski：Wanted and Desired），紀錄的正是月前被重新揭發的風化案。
2003年，波蘭斯基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沒有親自領取《鋼琴戰曲》（The Pianist）的最佳導演獎，使大家重新記起他的性醜聞，引起紀錄片導演瑪蓮娜．齊諾維奇（Marina Zenovich）的興趣。她搜集資料，從不同角度審視此案，暴露了當中的司法問題、傳媒報道失實等，雖不是為波蘭斯卡的逃亡開脫，但多多少少也為他還一個公道。
波蘭斯基的形象一直放浪不羈，多次跟女星和模特兒發生緋聞。美國傳媒一直利用這些風流韻事大做文章，2002年《名利場》（Vanity Fair）把波蘭斯基成為美國通緝犯的誘姦案挖出來渲染一番，受後者控告譭謗。雖然波蘭斯基最後勝訴，但審訊期間他不得不在法庭公開自己的私生活，再次成為大報小報炒作對象。
遊蕩於愛滋年代
細說從前，波蘭斯基的花花公子生活雖與妻子慘死有關，但更多是受當時荷里活風氣影響所致。
七十年代的荷里活在人們眼中是個浮華盛世，新晉導演一一上場，嶄新作品改變荷里活電影的風貌。在「開咪啦」背後，是年輕導演嗑藥做愛的舞台─當時還未發現愛滋病，濫藥的害處也少人提起。
長久以來，荷里活的名導演一如中世紀的地主，享有部屬妻子的初夜權，可以在新婚夜為新娘開苞。小明星也往往出賣身體，以換取演出的機會，試鏡如試鐘，有所謂「casting-couch syndrome」（姑且譯為「試鏡症」）。《波蘭斯基─被通緝與被渴望》便指出，七十年代中期波蘭斯基為德國模特兒娜妲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拍攝硬照（金斯基當時只有十多歲），將她送上燦爛星途，使她日後成為「歐洲第一美人」。
鎂光燈升起
當然，荷里活一開始便是個大染缸，幕前幕後都離不開酒精、性愛和毒品。早在二十年代，便鬧出一線喜劇演員阿巴寇（Roscoe Arbuckle）涉嫌強姦和誤殺女星Virginia Rappe的風波。當時他們在三藩市舉行派對，期間Rappe感到不適，兩天後送院不治，死因是膀胱破裂。Rappe的朋友認為她是受性虐待致死的，而元兇就是阿巴寇。
阿巴寇星途盡毀後一直呼冤，而事件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不少學者都就此寫作專書，力證阿巴寇是無辜的。無論如何，阿巴寇的醜聞轟動一時，傳媒大肆報道，可說是開啟了類似娛樂新聞炒作煽情之風。時至今日，公眾人物所到之處，必有狗仔隊的蹤影。
《迷幻車手》 開路先鋒
不過，七十年代的荷里活終究與二十年代有點不同。《驅魔人》（The Exorcist）導演威廉．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回憶七十年代時，便指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迷幻車手》（Easy Rider）改變一代電影觀。「這齣電影只動用很少資金，沒有大明星，卻極受歡迎。它說的是美國毒品文化，荷里活製片公司開始找年輕導演拍攝類似題材。」
在此以前，荷里活的演員受合約約束，導演只是聽命行事，沒有創作或選擇演員的權力。《迷幻車手》廣收旺場，打破了這種成規，當時湧現的導演包括《教父》系列的法蘭斯．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士司機》（Taxi Driver）的馬丁．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最後一場電影》（The Last Picture Show）的彼得．波丹諾維茲（Peter Bogdanovich）等等。
在此改朝換代的時刻，一眾二三線演員，也隨之躍上舞台的中心。在《迷幻車手》飾演酗酒律師的Jack Nicholson接拍該劇之前幾乎已放棄演藝事業，轉而撰寫劇本。《迷幻車手》的成功卻讓他獲得奧斯卡提名，片約不斷，之後更成為美國殿堂級演員，1974年在荷里活星光大道印下手印。這些後起之秀都令人眼前一亮。
延續享樂主義的一代人
年輕導演為電影界帶來新視野，他們的題材回應了六十年代的時代背景。約翰肯尼迪、馬丁路德金及羅拔肯尼迪先後被刺，以至越戰爆發，令全美幾近陷入精神崩潰。在嬉皮士風潮下，年輕人拋棄物質而追求精神解放，濫藥避世，卻愈見迷失。六十年代末便出現邪教「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殺人案，波蘭斯基懷孕八個月的妻子被剖腹取胎，同屋四人也無辜慘死，當時波蘭斯基正好身處紐約工作，避過一劫，卻與妻子永訣。
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使六十年代瀰漫被害妄想症般的恐懼感。過後十年，導演們捕捉這些惶惶不安的社會亂象，毒品、罪案、魔鬼成為一再重現的電影母題。有趣的是，波蘭斯基在六十年代拍攝的電影早已呈現這種荒涼不安的風格，如他1965年的《冷血驚魂》、1966年的《荒島驚魂》，還有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 》及約瑟夫羅西的《車禍》等。
不少在七十年代到荷里活發展的導演，在六十年代都先在所謂「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奉行享樂主義的戰後一代）工作過。當他們離開共產主義的蘇聯集團國家，到達這「搖擺倫敦」，生活可謂徹底改變。波蘭斯基的本國朋友回憶1966年到訪倫敦時，波蘭斯基帶他到處遊覽，包括花花公子俱樂部─「跟那些兔女郎一同跳舞，對年輕男子來說真是件大事。我們那時都活得很野，到處冒險。」
戰亂背景、反叛個性和外界的誘惑，使一眾導演行為放縱，甚至有點自暴自棄。他們往往不信任支薪發款員，因為他們屬於另一時代的荷里活；又不喜歡服從和守規矩，視反抗為光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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