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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術館館長李磊。（圖片由上海美術館提供）
——當代海上人文訪談
編輯手記：上海世博會要到明年５月才舉辦，但在此之前上海已經成為媒體的焦點，大家對上海的發展寄予極高的期望和興趣。而我們副刊認為，一個城市的興起，大項目的建設、大活動的舉辦、經濟數據的躍升固然重要，但像當代創意產業的重要代言人英國學者Charles Landry說的：「這城市要有一種特質吸引人並回應他們內心更深處的渴望：我們要如何製造使人們好奇，或充滿想像力的條件？哪種氣氛會使人發揮最大的能力？」
我們相信，上海的吸引力不只是世博會，或者躋身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心。在這個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除了經濟領域的發展外，上海存在什麼樣的特質和氣氛去回應更廣大人群的好奇心、想像力，並激發生活在這裡的、即將來到這裡的年輕人去發揮最大的能力？這是我們在世博會前推出「當代海上人文」系列訪談的目的。
這個系列中，我們會每一期介紹和訪談一間上海具有文化特質的機構，或是一位創作者，他們體現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傳統，現在，和以後。通過他們，我們來做一份當代上海的文化拼圖。
第二期，是上海美術館。
李磊的辦公桌背後露出一扇唯一的、幾何形的磨砂玻璃大窗，一看就是舊時滬上建築的風格。也許是後天改造的緣故，窗子並不在天花板和地板的正中心，而是露出了大半張臉。這大半張臉，80年前從這看出去的許是跑馬間隙來此休息的洋人，40年前許是某位來上海圖書館借閱的新中國讀者，而今天則是城中最重要的藝術機構，上海美術館的館長。這座30年代建造的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在眾聲喧嘩、時過境遷了的人民廣場邊，竟然堅持了它的淡定和優雅。
出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的李磊，自己也是一名畫家。在度過了一段快樂的大西北童年之後，他13歲回到上海生活，並借繪畫拾回自己作為一個「鄉下人」在上海的自信。他兒時師從的周竹湘先生，曾是徐悲鴻的學生。可能就是這條線索使得他同上海又重新建立起了聯繫。「然而作為一個抽象畫家的李磊，每天卻做着最具體的行政事務，」我想。
近幾年來北京作為中國藝術發展最活躍城市的地位似乎越來越明顯，而作為中國近現代美術重鎮和中西藝術思潮重要交匯地的上海，也似乎不再對此表示異議。李磊直截了當地說，因為「上海不是一個適宜做文化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文化繁榮不是意願的問題，而需要政治寬鬆和經濟繁榮的兩種條件作為基礎」。後者提供文化消費的需求，給藝術家以持續創作的保障。而前者可能是體制上真正地倡導各種思想平等交融地發展，也可能是因為存在足夠大的「縫隙」。30年代的上海被賦予很多文化自由的想像，而在李磊看來，那是一種基於租借殖民的背景而繁榮起來的文化，在壓迫間的縫隙內發展出的自由。那麼，如今又是什麼使得上海容藝術家和藝術發展的「縫隙」變得如此之小呢？
李磊說，不是別的，而是上海的生活。
人們往往容易簡單地把「縫隙」問題歸咎於體制，而忽視了城市生活方式對「縫隙」的影響。
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四川藝術家前幾年，可能是喜歡上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緻生活，興致勃勃地準備在上海「漂」着。而正是這種精緻的生活，很快就使得他發現自己無法呆下去。他的作為一名藝術家的「另一種生存方式」在這裡不能得到共鳴。於是，他最後還是漂到藝術家該漂的地方─北京去了。
事實證明，上海不是一座可以「漂」的城市。上海意義上的「優質的生存方式」在此地被強烈地認同和維護着─這在文化上幾乎變成了一種「自律」，成了一種保守。最簡單的例子，即便在美術館工作的人，充實的一天以開會開始，然後分頭落實工作，高效地忙碌一天之後各自回家─「下班之後也不會聚在一起喝酒。」甚至，人們不會互相借錢，也不會住到對方家裡去。上海人把對物質和生活品質的追求看得很重要。在這座都市化和市場化已經有了170年歷史的城市中，都市的生活方式將農業社會（包括雜處和互助）的生活方式早就消滅得乾乾淨淨。
北京的藝術家三天兩頭地聚在一起，而上海的藝術家卻堅決保持各自的獨立，不需要，甚至排斥混居式的交流。其結果是，上海藝術家比較個性化，作品也比較精緻，但力量不足，缺乏大開大合的氣勢，而外地的藝術家雖然可能作品粗糙一些，但有原始的激情，能看出那種不受既定生活模式約束的勁道。這種「細節有餘而格局不大」的現象在江浙的藝術作品中都存在。而沉浸在對個人的表達的上海藝術家對社會，尤其是政治，倒是有着「不太關注」的傳統。
李磊承認，上海並不是一個適合年輕藝術家成長的地方。一則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二則，能夠提供給年輕藝術家的機會（包括市場和展覽機會）也都不如北京。北京本身的城區面積就龐大鬆散，市區內就有很多發展的盲點可供藝術家寄居，而廣袤的塵土飛揚的郊區又給藝術家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廉價空間。從最簡單的生活成本來看，上海上個公交車起碼就要2塊錢，北京則是4毛錢；上海鑽進地鐵就要三塊錢，坐不了幾站就變成了五六塊錢，而兩塊錢就可以坐地鐵跑遍北京城了。
另一個導致上海缺乏文藝發展「縫隙」的原因正是上海引以為榮的高效、完善的管理體系。這種先進而密不透風的管理，使得上海文藝發展不能獨立於政策的引導。換言之，如果政府推動不夠，下面就走不了多遠。上海沒有北京那樣「山頭並立」，以至於能和政府在文化發展中周旋的民間力量。
於是，只有成熟的藝術家才會被吸引到上海來，他們看重這裡離開世界較近的距離和高質量的生活。但是「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藝術家，卻和上海本身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的目光總在別處。「這是上海極大的損失。」
究竟哪雙手可以在背後推動和改變這一切呢？上海美術館作為上海資格最老的藝術機構，往往被寄予期望。但是李磊對上美的局限性也看得很清楚。作為政府支持的美術館，上美不可能成為一座風格化的美術館。一方面有來自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社會上存在怎樣的藝術樣式，美術館就要比較全面地展示。從最傳統的水墨到最當代的裝置，都要在上美體現出來。這種「多重角色扮演」的情況在廣東美術館和中國美術館也一樣。譬如建國六十周年，就要展出反映中國近現代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這是逃不掉的作業（或者說是政治任務）。而另一方面，廣州三年展，上海雙年展又是中國最先鋒藝術的試驗場和策源地，每次舉行都傾動全城。這種雙重性格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幾家官方美術館的特色。
五、六年前，上美才提出「公共文化服務」的理念，現在看來好像有點奇怪。但就在此之前，美術館在中國的定義仍然是「美術家之家」，是為美術家，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的。李磊以上海雙年展為例。2006年以前的雙年展都是以體現當代藝術最前沿成果為主要目的的，研究性很強，但這些被研究者認為「最有價值的課題」和公眾之間的橋樑卻建構得很弱。2008年上海雙年展《快城快客》就針對整個城市文化的發展提出問題。當時放在美術館門口的廢舊火車頭就是關於城市人口遷徙問題的作品，許多知青都帶着孩子在這輛記憶的列車邊合影。在李磊看來，這種心靈的溝通是藝術發揮社會服務功能的基礎，也是展覽吸引了28萬參觀者的原因。如城市名片般的雙年展和具有優越國際地位的上海之間這種互相促進和提升的關係，給上海成為國際文化交流前沿城市帶來了有力的啟示和希望。
為了世博會，上海又一次把自己變成了工地。人們在塵土中生活和呼吸，並期盼開幕那一刻的到來。明年第八屆上海雙年展的展期很可能同世博會的尾巴重合。雖然方案要到12月才公佈，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會做成『世博會』」。雙年展會呼應城市這個主題，但要通過作品來更深入地引導人們，以新的思想角度來反思城市問題。當然，他希望這是一屆好看的雙年展，因為反思也不等於晦澀。
作為一個行政館長的李磊，還堅持着抽象藝術的創作。這兩個並不完全重合的身份匯集在他身上。他上半年剛在張江美術館舉辦了個展。無論是為了業務還是處於興趣，他都經常去上海新興的私營藝術機構和畫廊看看展覽和這些年輕的上海藝術力量，他覺得這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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