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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秉欣
蔡業邦先生來電話說：「廖正亮先生去世了。」我驚呆了，半天說不出話來。嗚呼！他才66歲呀！怎麼就走了呢？怎麼走得這麼早呢？
我和廖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1994年。香港回歸之前，為增進內地與香港公務員之間的相互了解，建立了公務員互訪制度。那一年，我率中國政府公務員代表團訪問香港，在探訪新界鄉議局時，結識了廖先生，我記得當時他擔任新界鄉議局副主席。
後來，全國人大同時任命我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經常在一起開會，見面的機會就多了，經常有書信往來。2005年，我寫了一首《頌牛》詩，讚頌董建華先生。後又寫了一篇文稿敬請廖先生斧正。廖先生回信說：
「日前收到 賢兄電郵，得悉 賢兄生活愜意，無憂無慮，正亮深感欣慰。關於 賢兄三月十五日刊登於《文匯報》的《頌牛》詩，正亮當天已拜讀過，並將之存錄於剪報中。相信若 董建華先生閱悉此詩，定必會引起共鳴。賢兄的大作約有四千餘字，可謂已將香港回歸七年多以來的重要事件一一重溫，對咱們這群一手一腳參與香港回歸大事的人來說，更是別具意義。談到 賢兄為官時的點滴，更讓正亮看得『津津有味』。雖然從未踏進官場半步，但當中的苦樂亦素有所聞，尤以 賢兄所述者殊有深度。祈望 賢兄有空時便把過往片斷筆錄下來，說不定將來可以考慮推出回憶錄呢！」
為香港回歸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那一年夏天，我生了一場大病。痊癒之後，便寫信報告諸位親朋好友。廖先生回信說：「收悉賢兄來函，嚇了一跳。看完了病發和治療經過後，一方面惱您沒有盡早將生病的事告知正亮，看看有沒有幫得上忙的地方，但同時亦理解賢兄的用意，是為免眾好友為此擔心。改而選擇在康復後才詳細賜告，可見賢兄心思細密，愛友之情盡顯無遺。」「冀盼賢兄伉儷加緊保重！」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廖先生多次來函邀請我和老伴到港旅遊。他信中曾說：「賢兄當年為香港的回歸大事出力不少，而回歸至今將近八年，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賢兄何不偕同夫人到香港一遊？」「現誠邀 賢兄伉儷抽空來港旅遊，由正亮安排在日間參觀名勝古跡，每天晚上則與不同的原籌委好友吃飯敘舊，閒話家常，不談公務。反正，正亮大部分時間都是擔任義務公職，絕不會構成利益衝突或後遺症，請賢兄無須擔心。」因為我不願意給朋友添麻煩，一直以種種理由拖延，不料竟未了卻好友的心願。
在廖先生為香港回歸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中，最令我難忘的一件事，是他冒雨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那時候，不少人對解放軍還不了解，甚至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心理。而廖先生先知先覺，一聽說解放軍要進駐香港，就由衷地歡迎。1997年6月30日深夜至7月1日凌晨，他帶動上萬名香港同胞冒着傾盆大雨歡迎解放軍，親手舉起「威武文明之師」牌匾，贈送駐港部隊。12年過去了，那感天動地的情景，依然浮現在我們眼前。
斯人已逝 長留心中
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年，我退休了。每年陽春三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同時舉行會議，港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來京赴會。廖先生就在會前邀請港澳朋友和我相聚。大家都很忙，要參加的活動很多，找一個都能抽出的時間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但是，廖先生總能請到十幾位朋友和我們夫婦共晉晚膳，敘舊聊天，暢談一年來的大事小情。好友相聚，其樂融融。12年來，年年如此，難得呀難得！誰都知道，這12年裡，我沒有官銜，沒有權力，只是一個閒居的老人，請我吃飯有什麼用呢？用廖先生的話說：「正是因為你沒有權力了，才要請你吃飯。」這就是朋友。香港回歸以來，與廖先生的12年交往，使我懂得了什麼是朋友：沒有權錢交易，只有推心置腹的人才是朋友；相隔萬里，心心相印的人才是朋友。我衷心感謝組織了12年兩地朋友聚會的廖正亮先生，也衷心感謝參加聚會的各位先生及女士。這些先生及女士都是我的真正的朋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況有這麼多。
廖正亮先生出生在香港，新界原居民，第19代香港人。他先在屯門明德學校執教10年，而後從商。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委員、區事顧問和香港非官守太平紳士及數十個社會公職，並擔任第9至11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一生，為香港的順利回歸與平穩過渡，為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為增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及合作，為兩地的公益慈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詩人臧克家說得好：「有的人活着 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着。」廖正亮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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