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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賢筆筒
沈 沖
喜歡竹刻的朋友，不會不知道王世襄先生（號暢安），作為當代收藏大家，他在竹刻領域的個人收藏以及潛心考據，對藏竹、刻竹的當代竹人都有深遠影響。喜歡竹刻的朋友，也應該都知道洪建華先生（號徽洪），作為傳承徽派竹刻的代表人物，他在近二十年中付出的不懈努力已經把徽派竹刻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同為當代知名竹人，他們的人生際遇是否有過交集呢？在暢老剛剛離開我們的這個時候，筆者有幸和徽洪先生一起回憶了他們之間的一段淵源。
眾所周知，暢老是近代浙派竹刻大家金西崖先生的外甥，算是半個浙江人，而浙派竹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是對中國竹刻藝術最有影響的一支力量。但是，根據暢老的考據，浙江嘉定派竹刻的創始人朱松鄰祖上本就是徽州人（「世本新安（即徽州），自宋建炎移居華亭，又六世而東徙，遂為嘉定人」，見王世襄《竹刻小言》）。嘉定竹刻風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安畫派的影響（畫派中的代表人物李流芳、程嘉燧又同時位列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根據徽洪先生的考據，李來自徽州西溪南鎮，程則來自徽州岩寺鎮翰山村）。
但是，當時針走到近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年，卻是作為半個浙江人的暢老的一本《竹刻》促成了一位當代徽派竹刻名家的誕生。在徽洪先生的記憶裡，那時還在傢具雕刻廠做工人的他在鎮上的小書攤偶遇了暢老的這本經典著述。定價十八元，這對當時的徽洪先生是一筆巨資。所幸，他選擇了買下這本書，從而在暢老的引領下踏上了攀登竹刻藝術巔峰之路。馬未都曾經說過，「王世襄的學問都在他的書裡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顯然，這一神奇功效在徽洪先生身上也發揮了作用：儘管在剛剛拜讀完這本書後，他迫不及待地按照出版社地址給暢老寫了一封信，但是沒有回音，而他只有一次次地沉浸到暢老書中的燦爛世界，在積澱中成長。
直到十幾年後的二○○六年的夏天，已經卓立於當代竹刻界的徽洪先生才在北京的小院裡與這位收藏大師坐在了一起。一進屋，一派樸素且有幾分凌亂的場景就令徽洪先生大出意外。沒有堂皇的明式傢具，也看不到琳琅陳設的多寶閣，到處都是書！當時的他可能還不知道，暢老早在二○○三年已經把一生所藏的大部分散去了，那四把一堂的牡丹紋紫檀大椅已經靜靜地在上海博物館寬大的展廳中接受眾多收藏愛好者的瞻仰了。
那一次，徽洪先生帶去了自己最傾心的幾件作品與暢老分享，其中一件明代風格的山澗蓮槎筆筒，一件清代風格的竹林七賢筆筒。這隻竹林七賢筆筒隨後被故宮博物院永久性收藏，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第一件成為故宮藏品的當代竹刻藝術品。接下來的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在徽洪先生記憶中，當暢老從輪椅中勉力站起身欣賞作品時，他堅定地拒絕了徽洪先生試圖去攙扶他的手。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一種竹子一般挺拔自立的品格。因為有這種品格，他才會愛竹，才會成為一位曠世的竹人。徽洪先生願意用他最愛的那句鄭板橋的詠竹詩來形容暢老：「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而在暢老的眼中，他看到了一位新生代竹人孜孜以求十餘年在小小筆筒上留下的功力，暢老在日後寫給徽洪先生的信中提到，論技法你已「勝過當代多數竹人」，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這位後輩繼續前行並走向輝煌的方向：傚法前人中登峰造極之輩，「多看顧玨，吳魯珍，朱小松，朱三松，奪人心魄的作品」，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突破藝術形態廣為借鑒，「如攻圓雕當多看古代雕刻塑像等。如攻淺刻、留青、深刻、透雕當多看繪畫及名家作刻」；加強學識修養方面的努力，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而今，坐在自己的竹溪堂中，回想與暢老因一本書、一次見面和幾封書信所結下的情緣，徽洪先生仍不禁唏噓這些冥冥中的安排對他的一生所造成的影響。雖然暢老走了，他還留下了他的書，他的精神，玩家的精神，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錦灰堆的執着，對那些執着經年的玩物的灑脫地放下。雖然暢老並未親身從藝，但是如果能夠把他的這份自如滲透到刀尖筆下，那麼一件件更超乎所期的文人竹刻佳作將會不斷出現在世人眼前。
走筆至此，一首小詩也已在我胸中成形，就以它來為這篇文章作結吧：
浙人刀下新安筆，
暢老書啟徽洪隨。
淺雕深刻今古意，
溪堂竹徑錦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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