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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德太子(中)被視為日本飛鳥時代的改革推行者，制定《憲法十七條》。資料圖片
趙 堅
從《論語》而來的「和」，不僅成了日本的國號和國民稱呼，而且還成為日本文化的核心價值。其起源為聖德太子（574至622年）制定的「憲法十七條」，其中除了第二條「篤敬三寶」為禮佛之外，其餘十六條大部分來自儒學，尤其是受到《論語》的巨大影響。如「以和為貴，無忤為宗」（第一條）、「治民之本，要在乎禮。……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第四條）、「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惹人善，見惡必匡」（第六條）、「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萬事悉敗」（第九條）、「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第十五條）等等，置入儒家典籍中，毫無桿格之處。
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憲法十七條」的基本思路：即「禮」與「和」，來自《論語．學而》的「禮之用，和為貴」。對於聖德太子來說，禮是不同關係的「行為準則」，如君臣、上下、同儕、官民之間的關係，這些「準則」（禮）的實施（用），需要通過「和」之途徑。「憲法十七條」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德目概念便是「禮」字（六次），並一再提及「臣道」、「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最後還概括性指出：「 國非二 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第十二條）， 強調君臣關係是「禮」的本質。這種關係的理想境界（貴），需要通過「和」去達成，因此在867字不長的篇幅裡，充斥著「和」及其近義詞，如「順」、「睦」、「諧」、「謹」、「 慎」、「通」、「承」、「齊」等，拳拳之意，昭然若揭。
來自《論語》的「和」，本來就是一個組合或者團體內部關係的規範，如果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表述的話，就是讓一己的「個性」消融於集團的「共性」之中，也就是「憲法十七條」所說的「相共賢愚，如環無端」（聰明的和愚鈍的共同從事，就像圓環一般沒有首尾）、「我獨雖得，從眾同舉」（雖然我獨自行事亦有所得，卻要跟隨大眾共同行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相共」、「從眾」和「同舉」是以「禮」的規定作為前提，而在同一「組合」或者「集團」內部實行的，這可是視為聖德太子對《論語》裡「禮」、「和」關係的精湛理解。孔子雖然在《論語．子路》篇裡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觀念作為對「禮」、「和」關係的補充，但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和」（和諧）的結果往往傾向於「同」（一致），孔子儒學，尤其是宋明以後的理學，歸根結底強調的是「同」，「大同」是目標，「和」只是手段，這是儒學整體的時代局限。日語有個非常特殊的詞彙「同和」，和中文詞彙「統合」比較接近，「同」在「和」先，以「同」成「和」，相當能說明日本民族對「和同」關係的基本看法。以「不同」保持和強調「個性」的觀念，由盧梭率先在《懺悔錄》中提出，在十八世紀後期的歐洲開始興起，但在東亞各國，「個性」理論傳來較晚，還依然是個嶄新的概念。
「憲法十七條」的「和」，尤其是聖德太子從「相共」、「從眾」和「同舉」的視角所揭櫫的「和」，成為後世日本文化的價值取向，一直延續至今。「和」在日本既是一種普遍的集團關係準則，也是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
作為集團關係準則，不少日本學者提到「和」的本質就是一種「場的倫理」。「場」是個體所處的周圍環境與人際關係的總和，是個體生存和活動的前提條件。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比較歐美人和日本人行為方式的不同，指出歐美人出於「原罪文化」（guilty culture），往往基於道德理念和正義觀念行動，罔顧或者很少顧及周遭的反應；而日本人則出於「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更多地視當時的狀況以及周圍的氣氛，即基於對「場」的認識和判斷採取行動。和本集團內其他人「相異」的行為，往往是「恥感」發生的原因之一。
當今的日本人還常常說「讀空氣」（空氣讀），「空氣」就是指人際交流時的環境「氛圍」。在日本，關於這種「空氣」的書籍和文章可謂「汗牛充棟」，除了研究分析「空氣」的成因和特徵之外，更多的則是指導如何應對「空氣」。連以《日本人和猶太人》一書轟動全國的著名作家山本七平（1921至1991年），也寫過一部名著《空氣的研究》，指出在日本做決策的往往不是「決策者」，而是制約決策環境的「空氣」。這種誰都無法摸透、卻誰都受其「束縛」的「空氣」，是誰都無法「逃脫」和「抵抗」的。他甚至戲謔地撰出「抗空氣罪」一名，表明「空氣」的「不可抗拒性」。因此，「讀空氣」在日本是一門「大學問」。其實，「讀空氣」的最大目的就是維持「場」內的「平和」氣氛，同集團內的「競爭」乃至「鬥爭」是「和」的對立端「亂」的淵藪，所以維持「和」就是維持集團內部的秩序，是集團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特立獨行」的行為方式，往往被集團的「空氣」所「窒息」，所以在日本並不多見，當然不受鼓舞。相反，「居中現象」（橫並現象），即不冒出頭，居於兩端的中間，成為日本人行為方式的特徵之一，追根溯源，來自對「和」或者其延伸理念「中庸」思想的重視。
至於「和」的思維方式，也有很多學者指出日本人「兼收並蓄」的思維特徵。日本從繩文時代以來，一直是個「多神信仰」的國度，據說光各類神祇，就有八百萬之眾。日本的傳統祭祀，常常不分好歹，神鬼一同配饗。在飛鳥時代，從中國傳入儒釋道，一直並行不悖，儒學的「和」與佛教的「同」以及道家的「陰陽」，從此互相摻和滲透，和本地的神道教一起構築日本民族的意識形態。這種以「和」為特徵的思維方式，其實是一種糅合「陰陽」兩極的思維態勢，兩極的「共生共存」在很多日本人看來，比明斷「是非曲直」的價值判斷更為重要；「和」的主要功能就是將對立兩極融和在一起，各致其用。譬如說「神」和「鬼」之於人類，前者佑福，後者作祟，而人類通過共同祭祀這一「融和兩極」的舉措，讓「神」、「鬼」各安其位，人類受其福澤。所以儒釋道自傳入日本以來，基本上相安無事。到了近代，「蘭學」和「洋學」湧進日本，和傳統的「儒學」和「國學」之間也未曾發生尖銳衝突，這大概都是「和」的思維方式在發生作用。日本民族對來自《論語》的「和」的偏執，雖然有些偏離孔夫子的初衷，卻是「和式」（日本式）的指標性特徵。（作者為日本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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