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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笛夫人徐文綺和四個孩子在香港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聖思
今年我有過香港之行，友人問我是不是第一次來港？其實準確地說，我是重遊香港，60年前我來過此地，儘管因年幼已無印象，但我卻對香港始終懷着親切和喜愛的感情。在父母、保姆、哥姐的回憶中，兒時香港行的故事帶着想像縈繞於心。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父親辛笛（編按：即詩人王辛笛）和後來被稱為「九葉」的詩友們於上海編辦詩刊《中國新詩》等，但遭到當局的查封，雜誌和出版社的主持人辛之叔（杭約赫）家被抄，幸虧他當時不在場，隨即匆匆離滬，到香港避難。而爸爸到銀行上班也發現有人跟蹤，考慮到家人的安全，爸爸決定讓媽媽文綺和我們四個孩子也去香港避一避，他一個人在上海東躲西藏方便些。媽媽先走一步，到香港安排好住處，租到銀行的宿舍，在半山上一幢樓房的三樓。然後就等着爸爸安排我們上路。
當時我們姐妹兄弟四人最大的7歲，最小的我才1歲。爸爸因銀行工作無法分身，就託我們家的保姆—韋阿姨帶我們去香港。姐姐、哥哥像一串蘿蔔頭一搖一擺地跟在手裡抱着我的韋阿姨後面上路了，同行的還有一位大師傅，他是去給已在香港的金城銀行董事長做廚師，正好可以幫韋阿姨照顧我們。我們走的是水路，第一次坐大輪船開心得很，我太小了，不記得那時情景，但哥哥姐姐們都還記得一些，船上人很多，海水先是黃的，後來變得很藍，一望無邊，但時間一久不免枯燥，好在兄弟姐妹幾個可以一起玩耍，在船艙上下來回奔跑嬉戲。韋阿姨深感責任重大。直到過了好多年以後，每當哥哥淘氣闖禍的時候，她就會提起當年坐輪船她如何擔驚受怕：輪船臨時停靠某處，有賣水果的小船靠攏大船兜生意，韋阿姨下到小船上想買些香蕉給我們吃，被哥哥看見了，他覺得很好玩，就抓着大船的懸梯探身往下看，不想失手摔到小船的香蕉堆上，把韋阿姨和賣貨的人嚇壞了，那時他才4歲，幸好沒傷着。韋阿姨想想都後怕：「不然，怎向你們爸爸媽媽交代啊！」船到廣州時又誤點，舅舅和媽媽從香港來接我們，等得很着急，舅舅還怪媽媽和爸爸膽子太大，怎麼能把四個孩子就交給一個保姆帶來，而父母深知韋阿姨為人忠厚可靠，孩子託付給她是可以放心的。終於輪船靠碼頭了，姐姐哥哥們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媽媽和舅舅，跳着叫着向他們招手，大家見面高興得很，然後再坐飛機抵達香港，而第一次坐飛機的興奮也永遠留在哥哥姐姐的記憶中了。
在香港，我們就住在那建造在半山腰上的公寓裡。不久，姐姐入聖露易絲小學讀一年級，她從不懂廣東話到慢慢可以用廣東話與同學交談，校服穿的是淡藍竹布的小旗袍，用藍士林布滾邊，書包是籐編的小箱子。最開心的是大人帶我們出去玩，《小城之春》中扮演女主角的韋偉（本姓繆，我們叫她「繆阿姨」）喜歡我們，最愛帶我們去海邊，或帶着去吃芒果冰激凌……姐弟兄妹第一次到淺水灣，看到周圍有山有飛鳥，尋找海邊的小貝殼，在潮濕的細沙上堆小房子，踩出一串串小腳印，在淺水裡拍打，感到很好奇、很愜意；爬上鬧市街邊冷飲店高高的黑圓凳，坐在上面用小勺挖着冰激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濃濃的、甜甜的、美美的。
爸爸曾因銀行事務到香港，全家人歡聚在一起，可沒高興多久，爸爸就急着回上海。多少在港的友人勸他留下，銀行董事長也想讓爸爸擔任香港分行的副經理，聖露易絲小學已考慮聘請媽媽去教書。但爸爸執意立刻回滬——新生活在等着他。他與一位世交友人同坐最後的航班回上海，空空的機艙裡只有他們兩名乘客。那位世交友人後來的命運很悲慘，被打成「右派」，在外省孤獨地去世。媽媽為了一家人不分離，打點起行裝，並且託《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買到船票。有幾家主婦看中韋阿姨的忠厚能幹，想留她在香港做保姆，但她只認東家不論地方，堅持和我們一同回上海。於是一行六人踏上歸途，在香港海關出口處，遇到《文匯報》社記者黃裳先生，我們稱他容叔叔。媽媽後來告訴我，容叔叔看到她和韋阿姨帶着四個孩子及行李顧不過來，就把我放在他的肩上帶我出關，八十年代初我再次看到他的時候，個子已長得比他還高，但他的學問我永遠企及不上了，我感謝他三十多年前對我的關照，他呵呵笑着不多言語。當年我們坐船到天津，再轉道回上海。
其實，我對這段生活毫無記憶，只有姐姐的那隻籐書包、一支特別的圓珠筆和四隻電木小盆，在1950年隨我們回到了上海，藕斷絲連地維繫着香港和我們的童年生活片斷，但去過香港並在那裡生活過這回事在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已絕不能對外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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