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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香港中環。 資料圖片
任 方
幼小的時候香港在我的概念中是外國，又不是外國，我會說香港是一塊殖民地，殖民地在我腦海中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土地，種植着太多太多的東西，人們都在耕耘，汗水淋漓，唯有殖民者穿着馬靴，騎在馬上四處巡視。那些想像遙遠得如同我的童年。多年後我開始學習地理，當我知道了香港的緯度和氣候時，自己非常詫異，幼小的我為何將香港想像成熱帶，跟地理那麼不謀而合，不約而同。
上小學的時候我對香港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媽媽一個好朋友秦姨的丈夫家有十三個兄弟姐妹，八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個哥哥都居香港。1973年這位丈夫被確診患有鼻咽癌，而且是晚期。醫院診斷書下達好似一份死亡令，秦姨和兩個孩子嚇慌了，束手無策，每天都在不停地哭。後來聽說只能活三個月的叔叔吃了姐姐們從香港輾轉廣州寄來的一盒又一盒的藥讓絕症得以緩解，我當時還見識過裝藥的藥盒，在當時的中國，那深藍色印着全英文的硬塑料小方盒就像一個魔瓶讓我們一幫小朋友愛不釋手。
叔叔吃了香港帶來的藥，活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三十多年後移居香港。看到叔叔的藥盒後，香港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現代和神奇的樂園，在叔叔家早年的照片中，我看到了燙着大波浪和穿着旗袍的女士和西裝革履、皮鞋漆亮的男丁，都那麼漂亮和優雅，比對一下穿着褶皺灰色中山裝和粗壯無形褲子的叔叔，在我枯竭的想像中，香港變成了一個電影中的城市，我覺得她一定油亮油亮的。
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好像一個窗口，向內地源源不斷地輸入各種新潮的東西：從蛤蟆鏡、喇叭褲、情感連續劇，到張學友、林憶蓮，從電影上我們看到了在大街上風馳電掣的雙層巴士，然後就可以到處聽到我們在粵菜餐廳的「小姐，埋單」，起初我們聽到別人或自己出口將別人叫小姐時還會掩鼻竊笑，後來這一切好像就成了我們從來就運用的語言流傳了下來，憶起當年的故事，自己竟都不能相信。
即便是港星橫掃大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即便是港人作為時尚被推崇的年代，我都沒有嚮往過香港，因為我不喜歡熱，不喜歡潮濕、擁擠，也不懂各種品牌，我甚至對粵語中的「拍拖」、「大波」等還很不以為然。
香港真實地走進我的生活是在1989年，我在尼日利亞一個邊境城市工作的時候。初到那個距家萬里之遙，只有我和丈夫兩個中國人的非洲邊境城市，有一天一個郵局的官員告訴我們，在這個城市還住了和我們長相差不多的一位香港人，Mr.Zheng。黑人兄弟並不知道香港人其實就是中國人，但聽到這個消息的我們簡直欣喜若狂，當即就找車按地址跑到了鄭先生所在的蚊香廠。找到工廠時，已是下班的時候，廠裡靜悄悄的，廠房很大，地上鋪滿了蚊香，值班的人告訴我們這個廠子的廠長是香港人鄭先生，但是他回家探親了，要一個月後才回來。
一個多月後當我們都快要忘卻鄭先生時，一個夜晚，一束車燈掃到我們的窗前，平時在夜晚我們是沒有客人的。打開門，看到了從一輛車上走下來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國人，我們興奮地叫道，一定是鄭先生。他也同樣興奮地擁上來，開始時他甚至很羞澀，因為普通話講得不大好，粵語我們聽不懂，所以交流起來不大暢通。但不一會兒，我們的房間中就讓笑聲充盈了，我們蹩腳地說出幾句從歌詞和粵菜餐廳中學到的廣東話，他速度很慢地模仿北京的兒化音。
鄭先生告訴我們，他剛到廠裡，黑人門衛就滿臉內疚、誠惶誠恐地告訴他，有兩個中國的brother、sister來找過他，留了地址但被他搞丟了。鄭先生很疑惑，然後他跑到了州政府打問了很多人才知道州立醫院請來了中國醫生，到州衛生部確認後，他就趕來了。
然後在我們認識的當晚，他堅持要帶我們去他的駐地認認門，在那裡，我們見識了當時在內地還很少用的大彩電、錄像機和數以百計的香港電影、美國電影硬碟，還有整書架上的花花綠綠香港文藝雜誌，他豪爽地說，「喜歡看什麼都可以隨便拿去。」在影片和圖片中我們開始了對香港生活、明星、霓虹燈縈繞的街道還有美食認識的長征。
鄭先生還教給我們清蒸鱸魚、蒜汁沙拉，在我們初到一個國家對一切都很生疏的情況下，他甚至派來他的當地廚師幫我們買菜、做飯。有一次還從百里之外的城市給我們帶來一包一百斤裝的泰國大米，他說是做農場的香港人送給他的，「我一個人反正也吃不多，送給你們了。」大米在當地非常貴，對於工資很低的我們就是雪中送炭。他在一家香港公司在尼日利亞瑤拉城開的蚊香廠當總經理，在這個全是黑人的工廠，他領導着109個工人，他的英文不怎麼好，但憑着一身的技術和肯吃苦的勁頭，他帶領着109位當地員工生產供這個州全州人用的蚊香。工廠很大，廠房是鐵皮頂，沒有空調，一年四季都暴熱，但是他一堅持就是7年。他說他沒有讀過很多書，只能做粗人，所幸的是他不怕苦，所以在香港公司招聘非洲的職位時，他得到了他這個階層人不大可能得到的高薪工作，一年回香港休假兩次，有半年太太還可以來同住。他可以供孩子們上比較好的學校。他說自己非常滿足。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際長途還很不發達的時候，一封家書要走十餘天，甚至一個月才能送抵。在遙遠的尼日利亞，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我們感同身受地懂得了同宗同源是怎樣的一種交往。經常是我們將一碗地道的北京涼麵裝在玻璃碗中用冰塊圍住放在塑料袋中坐着當地人開的摩托飛奔地送到鄭先生的工廠；某個昏黃，正在做飯時，看到鄭先生的司機來急呼呼地讓我們坐上車，拉我們去吃他剛剛出鍋的蒸魚；聖誕後他從香港回來放在我們門下的香港點心和巧克力……有一個月由於當地衛生部門罷工，發不出工資，鄭先生有一個晚上出門後告訴我們他第二天要去別的城市出差半個月，他放了一個信封在我們的沙發下，請我們留意。
信封裡是差不多我們一個月的工資，一張簡短的紙條，字跡歪歪扭扭：「知道衛生部出了些狀況。我明天出差留一些錢供你們急用。我是粗人，不大會講話，都是中國人，大家在有問題時要相幫才對。」
在和鄭先生的交往過程中，總是他在多方照顧我們，可是他在提供幫助時都表現得那麼平等，讓你感到幫助是那樣的彼此共享。他多次表達很感激認識了我們，他說我們都是研究生，是有學問的人，能和他交往是他的榮幸。這個工人出生的人，從沒有因在我們的眼裡看到了他飛抵巴黎和紐約旅遊的艷羨而顯出一絲得意，他總是謙恭地將知識和文化放在審視人的前沿，從不喧嘈、虛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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