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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文學的力量總難評估，它往往是潛伏着的，有時不在於語言人物或情感，而是那盛載、轉化文化的力量。香港文學的創作由民間自發，內容及關注點也源自民間，對香港民間文化的轉化非淺。舒巷城<鯉魚門的霧>當中的水上人漁歌、《太陽下山了》當中的茶館藝人粵曲，都在小說中作為轉化情志以至滌蕩心靈的力量，寫出了民間文化如何作用於人心，凸顯了其意義。在小說中，無論水上人漁歌或粵曲都由於與小說情節結合，互相催生了文學效果，文學性的轉化功能亦由此顯出。
還有也斯的《剪紙》，小說多次引用唐滌生粵劇作品《再世紅梅記》、《紫釵記》和《帝女花》的唱詞，有時作為小說人物對唱中引用，有時作為場景的襯托，我特別喜歡小說中一對姊妹在家中對唱《紫釵記》曲詞的那一段情節，寫得流麗、婉轉，尤其把粵劇與生活的意義表現出來。小說中的敘事者「我」本對粵劇的節烈故事甚多保留，但透過參與兩姊妹的對唱（不諳粵劇敘事者只按唱詞唸出，使兩姊妹失笑），首次感受到粵劇文化的意義，也由此更了解現實中的人物。
閱讀<鯉魚門的霧>、《太陽下山了》和《剪紙》對民間文化的轉化，我彷彿也對香港民間文化的承傳多了一重認知，對粵曲、粵劇、南音增長興趣，更嚮往像該三篇小說般的文學文化氣氛，香港文學、民間文化，也應可這樣婉轉流注，互相呼應出本身滌蕩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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