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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是個抉擇的年份。
黃仲鳴
一九四九年，是風雲驟變的一年，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年，是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年，是無數知識分子徬徨抉擇的一年。胡適說：「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老舍說：「啊！我是剛入了國門，卻感到家一樣溫暖！」
胡適和老舍的話，被編印在一本書的封底，饒有象徵意義，象徵了當年的知識分子北上南下的壯觀場面。
這部書名《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張高杰編著，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九年十月），副題是《獻給建國六十周年》，驟眼一看，以為又是「歌德派」的作品，但翻閱之下，卻令人有無窮的感慨。張高杰在〈後記〉如是說：「……真心地希望我們偉大的國家不斷地走向繁榮、富強、民主、文明，使我們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再遭受戰亂之苦，不再經受社會動蕩所帶來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戕害。」最堪玩味的是最後兩句話，因為書中所描述的九位知識分子：胡適、沈從文、吳宓、胡風、老舍、周作人、葉聖陶、郭沫若、丁玲，在那個大時代裡，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取捨，各有各的命運，各有各的下場，讀來唏噓不已。張高杰運用了不少的資料，來印證九人的思想和立場，並提出一己的看法。例如「歌德派」的郭沫若，他感慨說：
「……像一隻雄雞那樣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偉大的建設成就而一次引吭高歌。只是，這個聲音愈來愈多地匯入到時代和政治的洪大聲浪裡面，我們愈來愈難以聽到詩人自己內心的聲音。」
這個「內心的聲音」是甚麼？實在惹人遐思。細閱郭沫若的事跡，我曾以四字來形容：可憐、悲劇。
九人中，只胡適「義無反顧」，追隨了蔣介石，張高杰為他造像時，引季羡林的話作結：
「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想下水，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矛盾中度過的。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祖國大地的。因此，說他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
胡適一生若不從政，不捲進政治漩渦，而只是教書、研究、著作，相信成績會更可觀。
胡適倉皇南走，老舍自美欣然「回到家門」，一些選擇留下的文人，大都顯赫、風光。一個內向的文人，一個無比徬徨的文人，在被標識為「反動文人」後，卻瘋了，自殺不遂，一度送進精神病院，最終歸於寧謐，拋棄了創作，進入博物館與古物打交道。他，就是沈從文。他眼看當年的老友丁玲，「簡直是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是赫赫煌煌，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他卻「也無羡慕或自覺委屈處」，甘於博物館工作。張高杰說：「（他）蹣跚於現實人生的沉重和辛酸中，卻清清白白地從山重水複走到了柳暗花明，並最終在三十年之後贏得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這書雖云「獻禮」，「獻」的卻是一帖忠告：二十世紀知識分子所遭遇的苦難，不要再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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