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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寫香港文學史，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深港作家座談會於五月十六日在深圳舉行，筆者有幸參與，得聆兩地文學的發展和展望，獲益良多。深圳有些代表對本港的「難民文學」，竟覺「新鮮」甚至「未聽聞」，頗覺詫異。看來今後雙方的交流，確有加強的必要。
「難民文學」在一些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內地著作中，亦有提及，隨手拿出一本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的《香港文學簡史》，其中便有說：
「有的評論家認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香港只有南來的作家、移民作家和難民作家以及他們所創作的『移民文學』、『難民文學』，而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港文學，充其量只能稱是香港的文學。」
這段話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非這篇短文可以「論盡」；但「難民文學」是香港文學的組成部分，卻可肯定。所謂「難民文學」，是指一九四九年後，由內地流徙香港的一些文人所創作的作品。最知名的還數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趙滋蕃（一九二四—一九八六）曾當過湖南大學講師與助教，一九五○年流來香港後，「他拾過煙蒂，敲過石子，做過扛麵粉的腳夫，揀過垃圾箱的廢物，住過屋頂木寮，睡過樓梯腳側」（《半下流社會》編者註），他將這段人生經驗，「苦熬五十八個通晚」，「一口氣逼成了」這部《半下流社會》。趙滋蕃是「反共作家」，憑着這部「處女作」，後來進入了「美元文化」的機構亞洲出版社，更出任了總編輯之職。一九六四年，因言論和《重生島》一書，被港府勒令出境，赴台灣定居。
在書前有篇他的自述：「我為甚麼寫《半下流社會》？」中，訴說：
「當我從鮮血淋淋的現實生活中滾出來，我的感覺，像是一個懷抱着最後痛苦而麻木的人的感覺。我要寫，在這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晝；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的時代。我要用愚蠢的心，遲鈍的筆，勾劃出一個交織着希望和失望，糾纏着新生和滅亡的時代。」
這部書沒有「獨當一面」的主角，有的是「群體」。這「群體」是所謂「流亡的一群」，由天台木屋住進調景嶺，趙滋蕃將他們苦難的生活，一一描繪出來。這些「苦難」，或多或少都是他的親歷和見聞，寫來確是血淚滿紙。
撇開政治意識不談，描寫這類低下階層生活的，在那「移民」滿地的時代，還有本土作家侶倫的《窮巷》，但論其「悲苦性」，可不及這部《半下流社會》。另如曹聚仁的《酒店》，寫的同是四五十年代被戰亂席捲到香港的「難民」故事，雖以舞女為經，嫖客為緯，對人性的刻畫頗深，但論其「現實性」，卻不及《半下流社會》那麼「入肉」，那麼淒慘。
總括而言，論「難民文學」，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不得忘記。趙滋蕃在香港生活了十四年，不要將他撇出香港作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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