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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焜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個工作人員電話告訴我，陶大鏞教授已於四月十八日去世，將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悼念儀式。
聽了噩耗，我無限悲傷和難過。因病我無法趕赴北京參加悼念儀式，我立即電話慰唁陶夫人——牛平青大姐，我悼念陶大鏞教授，中國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人們公認的一位正人君子。
一時間許多思緒湧上心頭。
應該說，我與陶兄的結識，很遲，那是在四人幫覆滅之後的1978年。
解放初期，王亞南任廈門大學校長，我曾從亞南師那裡聽到他說起陶，他說陶進步有學問，在英國留學，回國經香港，還在香港達德學院任教，回國後在北師大任教授，是年輕教授。亞南師素來愛惜人才，因此我想結識陶兄，但不久因五七風雲，六教授案使陶兄身陷逆境，待他情況有所改變時，我又因冤案，走不出廈門，因此我們兩人始終沒得到相識的機會。
直到四人幫覆滅，撥亂反正之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許滌新主持的編寫政治經濟學辭典的1978年桂林會議上初識陶大鏞其人。年底，我奉調到廣東從化參加政治經濟學辭典資本主義部分條目的編寫和審稿工作，這個小組的負責人便是陶大鏞教授。因此這是我們兩人正式結識的開始。由於小組成員朝夕相處，工作無間，而且思想上很談得來，大家成了好朋友，我和陶兄亦然，以後我們還轉到太湖邊的無錫市編審資本主義金融條目。1979年5月我移居香港，從此與陶兄天南地北，人各一方，但當我有機會到北京時，就一定拜訪他，根據香港自由社會的特點，徇他們的要求，我時常介紹國外社會動態，我們的聯繫因此從未間斷。
在和陶兄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有兩點突出的感受和印象。
一是他的勤奮和幹勁。他常為五七風雲所失去的歲月而感到痛惜，在落實政策之後，尤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他積極勤奮，努力工作，夜以繼日，缺睡少休，要把蹉跎的歲月奪回來，不許浪費時間，他的這種精神和態度，令人感動。
對本職如此，不用說了。作為北師大政治經濟學教授，他不僅為師範院校的政治教育作出榜樣，而且為創建北師大的經濟學系進而為創建和擴建北師大的經濟與管理學院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帶研究生、博士生，精心培養、嚴格要求，學生又多又好。陶兄在搞好教學的同時，從來不放鬆科學研究，反而抓得更緊，特別是世界經濟，他不但自己年年有新書或研究專著出版，還推動北師大尤其年輕教師的研究工作。
在北師大之外，陶兄還有許多重要的社會工作：如民盟領導，全國人代，全國政協，北京市政協等。陶兄都積極認真參政議政，出謀獻策，不遺餘力。他的勸勉從公，是盡人皆知和有口皆碑的，他成了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全國的知名人士。
二是他待人以誠。在知識分子圈子裡，他是一個著名的正人君子，他敬重長輩，如王亞南，許滌新；他關愛友輩，如古念良，袁鎮岳；他培養和獎掖後輩，諸如中青年教師、研究生、博士生等。
以我為例，我比陶兄少十歲，既是好友，又是後輩，蒙其厚愛，參加了政治經濟學辭典資本主義部分條目的編審工作，我到香港經濟導報後，他予以支持，我每到北京，例必相會暢談。在他的幫助下，贈我群言，約我寫稿，邀我給北師大經濟系師生講香港回歸。在有一次宴會上，陶兄請來了費孝通，錢偉長，丁石孫，高天，吳修平，俞澤猷，高山等民盟諸公。席間高談闊論，談笑風生，家國情懷，使我深受教益。
陶兄自2003年10月起因帕金森病發住進了醫院，這幾年來我時常掛念他。六年多來，陶兄困在病房裡，纏綿臥榻，真是歷盡折磨，但在他心中，有多少事想做而無法做，這才是他內心的最大痛苦。
我看到今年第4期《新華文摘》轉載去年11月20日《光明日報》刊登的向小園文章《陶大鏞：勤力端方寫人生》，讀後了解到，陶兄重病在身，猶念念不忘國際金融危機的最新情況，猶念念不忘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實在使人感動，我立即航信給他，儘管這封3月17日的航信遲至4月7日牛嫂才收到，她於次日念給陶兄聽；儘管我寫的字不成樣子，儘管陶兄已因心衰不能說話了，但總算得到我的敬意和信息。但當我收到牛嫂覆信告知上述情況時，陶兄已經不在了。實在令人傷心。
在牛嫂的覆信中有這麼幾句話：我真沒想到，他的晚年人生，竟是如此書寫？
但當我5月12日讀了也已年近九旬的牛嫂寄來的北京方面有關悼念陶兄的材料後，我的感受是：陶兄享年93歲，堅持工作和學術生涯70多年；人們給陶兄三個稱號：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實至名歸。
陶大鏞教授的一生是無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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