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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不管對農民起義軍如何評價，有一個事實哪個人也不能否認：農民不是因為好戰鬥狠才起義的，我們中國，低眉順眼的人特別多，農民尤其如此。試看歷史上那些成事與未成事的起義者，無不是一忍再忍，實在忍無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根本不是想弄個皇帝當當。
天下統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歡把老百姓想像成特別愚魯蠢笨的人，以為老百姓識不破他們的任何花招。換句話說，他們往往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老百姓，總以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遠矣，小民根本不在他們眼裡。於是為所欲為，視百姓如無物，以為草民不過爾爾，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驅使任意欺瞞。元朝後期出現一個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說是統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敗，貪得無厭，內部傾軋爭權。25年的時間裡走馬燈似的更換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甯宗、元順帝共八個皇帝。到了後來，吏治更加腐敗，本來早就「律令不修，官府無常守之法」，後來竟發展到貪官污吏「問人討錢，各有名目」。
從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關天災的記載史不絕書。人食人現象時有發生。為了防止民眾起義，元朝強化了國家專政機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買賣」，以防止「妨農滋盜」，禁止漢人、南人拿弓箭及軍器。在嚴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剝之下，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的生存權利完全被剝奪了，剩下的只有起義造反一條路了。朱元璋就是在這個時候參加起義軍的。
有人以為元末農民起義的首要原因，是當時政府處理金融危機和治理黃河水患的失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發行「至正中統交鈔」，想以此彌補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卻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在元大都，用新鈔五百貫還買不到一斗粟。金融改革的失敗，使元政府的合法性再次成為思考對象。與變鈔同時開始的是治河工程，這個工程動用人力近20萬，歷時六個多月。工程本身雖然收到了一定程度的積極效果，但紅巾軍的起義也從此成為現實。
表面看，金融改革和治河工程是引發起義的重大因素，但從根本處來講，實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專制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過是一個契機，即使沒有它們，也一樣會有這樣那樣的起義。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追憶說，他父子備嘗農業艱辛，朝夕勞作，至正四年（1344年）天災流行，父、母、長兄相繼死亡，仲兄與他無力殯葬親人。人生苦況如此，社會怎麼能穩定？
對於百姓而言，高層的政策和方針是重要的，因為這從政治方面規定了他們的權利，關乎他們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遠遠不夠，因為但凡政策、法規之類，只有到達基層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層對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縮小或擴大，任意曲解，高層的政策再好也無濟於事。基層官員的品秩雖然不高，作用卻很大。一般來說，基層政權是與老百姓密切接觸者，具有強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憑藉身邊官僚的行為，親近或者分離他們對高層政策的親和程度。好多君主重視地方政府建設，恐怕就是這個原因。借用專制社會的話語講，地方官是在為朝廷為皇帝「牧民」，小覷不得。
《通典》云，唐太宗特別重視地方官的任用，把守令姓名寫在屏風上，「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教訓時說：「朕向在民間，嘗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害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據《明天祖實錄》）實情確實如此。任何一個朝代，地方官勤政務即時，那裡的老百姓多能安居樂業。地方官不稱職時，又如何呢？朱元璋曾說，不稱職的地方官下情不能上達，朝廷的政令也到不了民間，上下阻隔不通，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真是一針見血！
求穩定求發展是任何政府的願望，但欲使朝政穩固，社會安穩，當政者必須睜大兩隻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為，也要關注下層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則國強民富的願望不止僅僅停留在紙面上，還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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