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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時代,讀書人想要謀求仕進,須通過童子試、鄉試、會試、殿試幾個級別的考試。在最高級別的殿試上,由皇帝親自主持策問,以決定考生的名次,名列一甲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名列二甲的賜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但很多時候,皇帝都是委派大臣主持殿試,自己只是審核最後的結果,閱卷大臣也是可以直接決定考生命運的人。
清代前期,任閱卷大臣的多為皇帝的寵臣,甚至是皇帝獎掖功臣的一種方式。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邊將軍兆惠因平叛新疆有功,被委任為辛巳恩科的首席閱卷大臣,另派協辦大學士劉統勳等九人為輔。兆惠是滿人,對漢文不甚了了,根本無法評定文章的優劣。但乾隆對另九位閱卷大臣事前有過交代,讓他們在審閱過的試卷上粘一張小紙條,紙上以圈點表示優劣,然後又告知兆惠,讓他根據眾人的圈點判斷,圈多者即為佳。得到指示的兆惠便依葫蘆畫瓢,從諸多試卷中,將畫有九圈的試卷列為第一名進呈。
到了晚清,隨�茯F體的日趨腐朽,科舉考試已經變得黑幕重重。有些考生事前就揣測某官可能會被任命為殿試的閱卷大臣,提前就托人走關係,打通關節。屆時,先把自己的字樣送上,讓閱卷大臣熟悉,等到出場之後,再將自己試卷的前四句寫到紙上,派人輾轉送到閱卷大臣的手裡,謂之「送詩片」。
而在閱卷大臣之間,也有默認通行的「潛規則」。各閱卷大臣乃是以朝廷委派的名次先後為序,排位第一的閱卷大臣,錄取的第一卷就是狀元;排位第二的閱卷大臣,錄取的第一卷則為榜眼;排位第三的閱卷大臣,錄取的第一卷則為探花,依此類推。如果閱卷大臣總共有八個人,排位第一的閱卷大臣,錄取的第二卷就是第九名。這一暗定的規矩,向為各方所恪守,謂之「憲綱」,意為不可踰越。當然,也偶有破例的時候。光緒年間,翁同龢與徐樹銘都被任命為閱卷大臣,翁同龢名列首席,徐樹銘名列第二。但徐樹銘是翁同龢的老師,翁同龢就主動禮讓,把徐樹銘錄取的第一卷取為狀元,以示對老師的尊重。
除了禮讓,翁同龢亦有僭越之時。光緒十五年(1889)的己丑科,首席閱卷大臣為李鴻藻,次席為翁同龢。翁同龢仗�茼菑v是光緒的老師,想錄取費念慈為狀元,就去和李鴻藻商量。而李鴻藻也已打算錄取張教謙為狀元,加之兩人的政見不同,平時就是各行其是,於是堅辭不允。雖然翁同龢深獲光緒的信任,但李鴻藻是同治帝的老師,資格比翁同龢更老,在朝中也頗有威望,翁同龢亦是難奈他何。兩人相執不下,最後只得採取折中之法——兩人錄取的人都不用,狀元和榜眼被改為了張建勳和李盛鐸。
另外,閱卷大臣中也有迂腐的冬烘先生,取卷只憑自己的一時好惡,而非依據文章的正誤曲直。清人羅惇融的《賓退隨筆》載,光緒年間,理藩院尚書裕德每次充當閱卷大臣,只要看到試卷中有犯其家人名諱的字,就會肅衣整冠,對�虒旍鬫磏均A然後把試卷擱置一旁,不再複閱。所以凡是遇到裕德主試,人們就會詳細打探他家人的名諱,然後私下告知親友,考試時切莫寫犯其家人名諱的字,以免失去被錄取的機會。
通常來說,閱卷大臣進呈的試卷,皇帝很少更改名次。但也有特例。清人錢泳的《履園叢話》載,乾隆辛巳恩科,乾隆審閱試卷的時候,見第一名為江南人趙翼,第二名為浙江的胡高望,第三名為陝西人王傑。由於陝西在此之前還從沒有出過狀元,而辛巳科又是為了慶祝皇太后七十壽辰加開的恩科,為了地域平衡,營造率土同慶的氛圍,乾隆便召來閱卷大臣,把王傑取為了狀元,趙翼則被改為了探花。
此外,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乙未科,蕭榮爵本來名列一甲的第一名,駱成驤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試卷進呈後,光緒見駱成驤的試卷首語為「臣聞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當時正值大清甲午之戰新敗於日本,光緒心為此語所感,遂將駱成驤取為狀元,蕭榮爵則被改為了第四。
很多時候,考生的幸與不幸,也就在於閱卷大臣和皇帝的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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