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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晚年的照片。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侯勵英
郭廷以的生平
郭廷以（1904–1975）生於近代中國急劇轉變、動盪不安的大時代，眼見外患日亟、內亂日深，自是痛心國事，感觸良多。他體察到民族使命感及領悟到身為歷史學者的責任，遂以中國近代史為研究重心，盼藉其文字啟發時人對近代中國變局的認識。其早歲受業於柳詒徵（1880 -1956）、徐則陵（1896-1972）、羅家倫（1897-1969）、蔣廷黻（1895-1965）等名師，並以努力不懈的治學精神，堅持一生埋首於讀書和研究的領域中，積極發展其學術事業，可謂是學有所成。二十年代，郭廷以曾經在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任教，至1949年後赴台發展，先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後於1955年籌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醉心於中國史研究
郭廷以成長於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是大時代的見證人，他以嚴謹的治史精神，細膩的文史筆觸來闡述其所見所聞。而他對於中華民族的源遠流長十分推崇，強調「北京人」的發現，已經清楚說明在中國土地上有中國人的生存，是為五十萬年前的事情，故此證實了「中國民族實為中國原始土著，其文化乃自力創造」。得見郭氏對於中華民族的悠久發展感到莫大的驕傲，標榜了「中國史的永恆性」。
由於郭廷以深受老師如羅家倫和蔣廷黻的影響，因此均認同以史為鑑，通古知今的治史目的，希望中國能夠力圖進取，突破障礙，早日躋身於強國之列，振興中華文化之光彩，達到民族共和的境界。由此之故，郭廷以於治史時亦每每著眼於中華民族的生存競爭能力之上，講求文化融和，民族共存的理想。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鼻祖郭廷以，其著作等身，專書有二十二本，論文共達百餘篇，當中不乏英文著述，每篇皆主題鮮明，論點精闢，從中可以清楚了解郭氏一生關注中國國情，並以文化關懷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切入點，表達其對中華民族的推崇與敬意。
文化關懷與民族復興
郭廷以強調「一部中國史是一部民族奮鬥史」，中華民族憑著自身的意志堅定，自黃帝敗蚩尤於涿鹿起至中華民國的成立，幾經對抗，終能保持中國治權的完整性。而中國歷史之一大轉變是為秦（前221-前209）的統一，配合了商（約前16世紀-約前1066）、周（約前1066-前256）的文物制度以及春秋戰國（前722-前221）的學術思想，使中國文化得以融合。觀乎日後歷史的發展而言，縱有分裂的局面，但僅為形式；亦即是說，這只不過是政治形態上分裂而已，至於文化、民族的實質精神文化，不惟未分而且趨向融和，表現依然一致，亦以中國為一個民族文化單位，成就了最強的向心力。
而郭廷以在其《中華民族發展簡史》一書中，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史觀，說：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
由是，郭氏表明中國要達到富強，就必須在文化上作出適應與包容。
郭廷以認為文化是決定一個民族生存的最重要條件，是指「人群為生存生活的需要所創造，求生存，謀生活有其共同性」，而且文化除了自我發展外，還必須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以作更新，這樣才可以壯大自己的民族。他強調文化交流對於每一個民族的發展尤為重要。如果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不能順利互通，獨以閉關自守，拒絕與外界接觸，自會形成不知天下大事而變得故步自封，偏於一隅，最終淪為落後民族，甚至被他族所吞滅。所以他指出：
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可見在郭廷以看來「文化」是否進步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所重視的就是中外文化的文流。郭廷以更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之所以強大且團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古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
得見郭氏特別強調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中國民族除了靠自身的堅決和創造力外，還需要不斷吸取外來文化的精髓，兼容並蓄，相互影響，從而充實既有的文化內涵，也壯大了中華民族的自強動力。
郭廷以重申華夏文化影響他族文化的同時，對於部分外族文化的元素亦被中華民族所吸取，從而創造了一個新的成分，組合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曾說：
有史以來，中華民族不斷的在增長，隨時將所謂蠻夷戎狄引進中夏集團。春秋戰國時的國家，是「居邊者強」，如齊、晉、秦、楚，主要原因是此等國家吸收了不少「異族」。到了兩晉時代，表面上看來是混亂分裂時代，實質上則為民族的融和與文化的交流，結果產生了一種新的力量……胡人漢化，漢人亦沾胡俗，特別是胡人的武風。
可以看出中外文化是相互影響的，雙方皆為互動的關係。外族學習中土文化之餘，中國則不斷吸取外來文化，自我更新，新氣象油然而生，繼而擴大了華夏集團，發揮了有容乃大的本質。無疑，郭氏也表示直至十九世紀中期，西洋人恃著「強大的武力」及「高度文化」來衝擊中國，乃是中國歷史上之另一巨變。他認為正由於西方恃權來華，雙方沒有發展平等的交往，故此引發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爭端，幾乎令中國陷入滅亡的危機。
由此之故，郭廷以對國家抱有憂戚與共的態度，對民族擁有承擔與開展的抱負，故極力倡議中西文化應該互相融和，互助互諒，共同合作。這樣的話，在文化相通和民族平等的情況下，民族與文化才可以繼續延伸下去，並因此而逐漸壯大。可見郭氏對中華民族的振興與富強的殷切心情，也同時可見其對世變之速的回應。無可否認，郭廷以這種講求有容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觀點放諸於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世界依然是饒有意義，而值得深思的。（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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