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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夫特一景。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蔣竹山
Timothy Brook（卜正民）是一位相當會說故事的史家，功力與美國著名中國史學者Jonathan D.Spence(史景遷)不相上下，但兩者相較，Brook的著作更具有全球史的視野。有人說只要給Spence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個人編故事到最後一個人，此話雖有些誇張，但正凸顯他的敘事功力。其實，Brook鋪成故事的功力不輸史景遷，他擅長將看似不相干且極為複雜的歷史圖像編織成一張清晰的歷史網絡，凡看過《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2008)的人，應當都會對他所描繪的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圖像感到折服。Vermeer's Hat的前言〈從台夫特看世界〉一開始就引領讀者走進十七世紀荷蘭小城台夫特(Delft)的歷史時空。為何這本書要從台夫特說起？大多數讀者剛開始可能會摸不著頭緒。但Brook在導論告訴讀者，這純屬巧合，剛好因為他二十歲那年夏天，不小心在這個城市騎車摔倒，才偶然開始留意這個地方的歷史遺跡的特色。他說：「我可以提出許多理由，說明十七世紀人類生活跨文化轉變的全球史為何一定要從台夫特開始談起，但那些理由並無法讓人相信，台夫特是唯一該作為問題探討的開端。」碰巧這個地方正好是荷蘭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的家鄉，而他的那些風土人情的傑出畫作中的一些物品，又是指引我們將歷史考察的視線投向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的最佳入口。也因為如此，荷蘭小城台夫特自然成為Brook編織一張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史網路的最佳起點，這是巧合，也是傑出史家的慧眼獨具。
Brook和Spence一樣，兩人的研究不僅受到學界重視，也廣受一般讀者的喜愛。從出道至今，這位史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課題有很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似乎又與歐美史學界這二十年來的文化轉向息息相關。在Brook身上，我們看到研究取向的變化正是從社會史到文化史的轉變。事實上，若仔細對照，我們可以從Brook的上一本書《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找到Vermeer's Hat的部分相似之處。我們建議想要很快地理解Vermeer's Hat的關鍵問題的讀者，最好先讀讀Confusions of Pleasure這本書。此書在2000年獲得「李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它不是一本經濟史著作，而是一本以文化史角度處理的明代商業史。有了這個初步認識，我們較容易理解Brook是如何透過Vermeer's Hat，讓我們從一幅畫去看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
Brook在書末的跋文中提到本書不是一本專為中國史專家而寫的著作。Vermeer's Hat比較像是一本全球史或世界史的書，而中國成了引領我們進入十七世紀的世界史最好的窗口。十七世紀的歐洲人前仆後繼的找尋通往中國之路，那股熱情影響了十七世紀的歷史進程。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本書的每個故事後面，即是乍看與中國無關的故事後面，都藏有中國因素的緣故。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富裕的魅力籠罩並吸引了十七世紀的世界。Brook其實是透過中國去追尋十七世紀的全球變遷足跡，套句卜正民的話：「我寫此書的目的乃是去呈現一個更大的整體，一個人類正以前所未見之方式建構往來、交流網路的世界。」此外，這是一本有關「流動」的故事，尤其是十七世紀的「流動」。
Brook所探求的問題不在於一邦一國的國別史或區域史，而是將視野擴及幾個大陸間的物品流通。為了要描述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網絡的概念，他提出了十七世紀的物品流通的現象就如同佛教所說的「因陀羅網(Indra's net)」。佛教使用這樣的意象來描述世間所有現象的相互關連。因陀羅在創造世界時，把世界做成像一張網，網的每個打結處繫有一顆珠寶。一如佛教的因陀羅網的比喻：每個泥塊、每個珠寶，每個喪失與死亡，每個誕生與生成，都影響了與之共存的每一泥塊和珠寶。這種世界觀要到十七世紀才能得以想像。
除了全球史的視野外，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是圖像史料的運用。作者透過七張畫—五張維梅爾的繪畫、其同鄉畫家亨德里克˙范德布赫(Hendirk van der Burch)的一幅畫及一個台夫特瓷盤上的裝飾畫來看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關於十七世紀荷蘭畫家Vermeer，大家最熟悉的應當還是約作於1665年的《戴珍珠耳環的女孩》。Vermeer的畫作也是歷來藝術史家研究的重點，這方面的著作應當不少；但像Brook如此運用Vermeer的繪畫來作歷史研究的，想必不多。Brook和以往藝術史家最大的差別在於彼此看畫的方法及關注的焦點不同，他的焦點乃是畫中的「物品」。他提醒讀者，我們以往過於習慣將畫作視為是直接窺探另一時空的窗口，所以常會將Vermeer的室內畫當作是十七世紀台夫特社會的寫真。但事實上，繪畫和照相是不同的，繪畫所呈現的並非是客觀事實。他還教我們去思索：畫中的物品「在那裡做什麼用？誰製造的？來自何處？為何畫家要畫它，而不是其它東西？」
本書所敘述的故事，全都以貿易對十七世紀世界的影響和對一般人的影響為核心來鋪陳。七幅畫，七個故事〈從台夫特看世界〉、〈維梅爾的帽子〉、〈一盤水果〉、〈地理課〉、〈抽煙學校〉、〈秤量白銀〉、〈旅程〉貫穿了整本書。這七幅圖像中各自有一些物品是我們通往十七世紀的世界的大門，這些東西並不孤立，它存在於一個觸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例如第一幅畫〈台夫特一景〉中有好幾道門：第一它呈現了1660年春天的台夫特。第二道門是港口—台夫特位於斯希運河邊，以廓爾克港為船隻進出的門戶，從運河往南可以到萊茵河的斯希丹和鹿特丹；左邊前景處有載客平底船停在碼頭邊，是台夫特往荷蘭南部各城鎮的交通工具。第三道門是鹿特丹城門前碼頭的鯡漁船，這種船出現在這裡，正說明影響十七世紀歷史最深的原因之一是全球降溫，台夫特受氣候變遷之賜，成為當時重要的北海鯡魚捕撈加工船的停靠港。第四道門是荷屬東印度公司的(VOC)台夫特會所，台夫特與亞洲之間的龐大國際貿易網的中樞，就在畫面中的一角的東印度公司的建築內。有史家統計，從1595至1795的兩百年間，約有近百萬的荷蘭人透過東印度公司從海路到亞洲闖天下。Brook認為十七世紀正是第二次接觸的世紀，史上從未有過那麼多人，與說陌生語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
結論時，Brook再次強調，撰寫本書的動機之一，就是讓我們了解過去歷史之全球化的方式。雖然頭幾章都是在談十七世紀人與物品的流動與流通的歷史，少有談到國家在這之中的角色，但Brook也補充說：「但在世界和一般人之間有國家，而國家既深受貿易史的影響，反過來也大大影響了貿易史」。此時的歐洲，原有的封建領主效忠的君主，已開始將私人王國轉向為替商行的利益而服務，由賺取私人錢財的公民組成的公共實體。荷蘭共和國的組成就是轉變的例子之一。
Vermeer's Hat一書雖然不具有專業史學那種每段話都有詳細註腳及紮實史料依據的寫作規範，但仍透露了當前史學研究的兩個重要走向的訊息。一是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全球史的研究取向。英國史家Peter Burke曾在《What is Cultural History》提到，未來史學研究的趨勢之一是「文化接觸」，強調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接受與移轉；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某種意義上，Brook處理的也是文化接觸的課題，但仍屬於浮光掠影式的探討，至於更細緻的研究，則仍有待日後學界的個案研究。Vermeer's Hat雖稱不上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它所提供的研究取向，肯定會是日後中國史或世界史學界中頗具有指標性的著作。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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