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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雨村「葫蘆僧斷葫蘆案」。 網上圖片
李恩柱
把賈雨村和孫嘉淦放在一起比較，雖然有趣，卻未必科學。賈雨村乃《紅樓夢》中的人物，為曹雪芹手製；孫嘉淦是歷史人物，世上確有其人。兩個界域的人物，相互對舉，多少有點牽強。
不過，二人所處的年代幾乎相同，都是乾隆年間的讀書人；心路歷程也極其相似，都是官場迫使其改變，最後變得面目全非。周思源教授對賈雨村有過入木三分的剖析：初時，賈雨村是一個重義輕利，講究氣節，看重感情的人；考中進士，做了官之後，有點恃才傲物，被上司參了一本，結果龍顏大怒，被革了職；後經過時任工部員外郎的賈政「竭力內中協助」，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就到金陵應天府上任去了。甫一上任，賈雨村就碰到了馮淵家人告狀。因為這個案件牽涉到賈政夫人的外甥薛蟠，得罪不起「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低了半日頭」進行思想鬥爭，最後還是黑心擊敗良心，胡亂了結了此案。對提醒他的門子，賈雨村找了個空子，把他充軍發配到遠方去了。
這幾個步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某些讀書人的經歷。周教授說，曹雪芹並沒有把批判的矛頭停留在個人的品質上，而是指向了當時那個末世社會。在那個社會，一些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有補天之材，但是沒有補天之命，發展的道路被堵塞了；另一方面，它腐蝕了本來非常優秀的讀書人，使他們成為腐敗土壤中的一部分。賈雨村之路，實是過去讀書人共走的道路，只不過路途有遠近之別而已。
同樣是苦讀、考試、高中、做官的孫嘉淦，其命運比賈雨村還要慘一些。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錫公，號懿齋，也號靜軒，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進士，點翰林。雍正帝即位後，孫嘉淦上書：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雍正很生氣，對諸大臣宣示說：「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以後，孫嘉淦仍不識相，遇事每每有所陳奏，雍正很不高興。雍正十年（1732）抓他個過失，革職拿問。刑部擬斬，雍正帝法外開恩，才撿得一條性命，「在銀庫行走」。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即位後，孫嘉淦被擢用。當時可能權力集中得有點過分，孫嘉淦上了著名的「三習一弊疏」奏摺。乾隆皇帝挺高興，將孫嘉淦的上疏在朝堂上讀了讀，表揚了他。這使孫嘉淦「聲名日隆」，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大為仰慕。
據說，孫嘉淦這次上疏的語氣比較舒緩，沒有使用鋒芒畢露的詞藻，可意見仍然是尖銳的，仍然履行著知識分子和人臣的責任。
可是，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一份假託孫嘉淦之名的奏稿開始在國內流傳，「偽奏稿」指責乾隆帝「五不解十大過」，意圖在於製造輿論，以阻止乾隆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偽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由此他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在追查的過程中，「情偽百出，有挾仇誣扳者，有受囑開脫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會遷就，株連擾累」，人性中的鄙戾之處，藉政治東風萌芽壯大。此案歷時一年又八個月，朝廷抓了許多人，所謂的主犯被凌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
奏稿雖與孫嘉淦無關，但對他的影響太大了。這位在封建官場「撲騰」了幾十年的大臣，歷經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獄，他熟識的、不熟識的許多人都因文字丟了命。在經歷了多次坎坷之後，孫嘉淦對文字比以前慎重了許多。他喜歡著書，作翰林時就曾寫了一本《春秋義》，刊行後被雍正帝訓斥了一頓，後來他不僅把《春秋義》連同書板燒燬了，把其它著作《詩刪》、《南華通》也付之一炬。此後，孫嘉淦雖然仍舊建言，但談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樣治河，並為自己搞了個「八約」以自戒。到了晚年，孫嘉淦更善於逢迎帝旨。
但無論他如何謹慎小心，置身於專制的環境之中，不可避免要因言獲罪，更不可避免遭受牽連。在追查偽奏稿期間，孫嘉淦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圍在身邊哭泣的妻兒，他對以前所作所為深表後悔。他說，偽奏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麼假託我的名字而不假託別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這次政治風濤中驚懼而亡。
由直諫到舒緩再到嚇死，孫嘉淦變了，變得如同奴才，成了御用文人。他的命運，是清代士風的一個縮影，是士人氣節慢慢被芟夷的縮影。傳統的讀書做官變成了讀書做官做奴才。做了官之後，頂戴花翎下的頭顱，不再具有任何思想深度，皇帝個人的思想從根本上代替了人臣的思想，士人只剩下追名逐利一條路了。
清朝退出歷史舞台近百年了，為什麼人們仍然奴性十足？其實不是我們這個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貴，而是歷史遺留的痕跡太深刻，人的靈魂被歷史那件巨枷壓在中間。世人多有哂笑我中華缺乏思想巨人者，實是知曉其一不知其二。產生思想巨人，不僅需要個人具有強烈願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缺乏了哪種條件也不行，否則出現的不是賈雨村就是孫嘉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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