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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端麗（左）與田浩江。
編劇廖端麗說，利瑪竇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在她少年的記憶中，利瑪竇中學的男孩子時髦又花弗，說得一口令人羨慕的流利英文；在港大讀書時，Ricci Hall更是傳統悠久的學生宿舍。對她來說，利瑪竇這名字象徵著廣博的知識、謙遜的態度，以及堅定的人生信仰。 ■文：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走上九龍華仁書院通往聖依納爵小堂的樓梯，隔著操場遙相對望的建築物被婆娑的樹影遮掉了半邊臉龐，努力辨認那門廊上的樓名，依稀就是一座Ricci Hall。再過一個月，由國際著名華裔男低音田浩江所扮演的利瑪竇將站在聖依納爵小堂的舞台上，為靜坐在黑暗中一同呼吸的觀眾帶來七幕多媒體歌劇《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想像當晚，彌撒曲的音樂由高牆中透出，在甜糯清香的校園空氣中帶來遠久的回憶……利瑪竇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
利瑪竇的Mission Impossible
演出中談到信仰，但不局限於宗教信仰，而是人生的堅持與追求。現代人最可憐的是無處安心（在樓價高漲的今日，大概很快也要無處安身），廖端麗說，我們是如此羨慕那些擁有明晰目標和堅定心靈的人，也許正因為大家沒有，所以不知道那是多麼美麗的東西。
利瑪竇正是我們羨慕的那種人。400多年前，這個意大利人來到中國，窮盡半生心血，奔波各地，學習中國文化，實施其傳教的夢想。他引入西方的科技人文知識，又將中國的經典作品譯成外文，名副其實是「西學東漸第一人」。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城，至此，他已在中國生活了28年。
當年利瑪竇登船離開家鄉時才26歲，看著那些熟悉的屋舍，他卻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回來了。是甚麼讓他預見，自己的畢生精力將撒在中國的土壤上？又是甚麼支持他，前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進行一項常人難以想像的「Mission Impossible」？
400年後的今日，人們也許早就忘了利瑪竇所傳的教義，但卻深深記得他所帶來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更重要的是，來到中國，他帶來的是玫瑰，而非刀劍。他穿華服，說中文，想要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
史景遷的神奇筆法
23歲加入聯合國，從事超過三十年國際翻譯工作的廖端麗被利瑪竇深深感動。「利瑪竇說我們來到一個地方，要先看先學，然後再宣教；美國大兵到伊拉克，是先燒先打，完全不顧當地的人和他們上千年的歷史，那實在讓人傷心。」
「我出生的時候是韓戰，讀書的時候是越戰，當時加入聯合國，很天真也很有理想，很想去服務，很願意去做一些螺絲釘的事。美國攻打伊拉克前，我們在幕後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眼睜睜看著戰爭爆發，我覺得我白做了。事實上，在聯合國三十多年，根本沒有停過打仗，這個世界真的很讓人心涼。到底是聯合國做得不好，還是這個世界出了問題？還是說我們人類的天性就是要戰爭？沒有去過戰場你不知道，真的看過那個場面你會對戰爭深惡痛絕，戰爭中沒有贏家。」
伊拉克戰爭一爆發，廖端麗就辭去了工作。這時，她又想起了多年前看過的那本書：美國著名中國史家史景遷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記憶宮殿」是利瑪竇所使用的一種記憶方法，結合心像，把知識分門別類儲存在腦海中的各個「宮殿」，如遊歷或搜索建築物般提取記憶的要點。史景遷在這本利瑪竇的傳記中，拋棄了常見的編年史寫法，而改以利瑪竇著作《西國記法》中敘述如何結合空間與心像來記憶的四個中文詞，與四幅利瑪竇聖經故事版畫，分別作為每一章的引述，用細膩的筆法鋪陳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場景，帶讀者遊歷利瑪竇的世界。
廖端麗從書中抽取人物與內容，將其改編為七幕歌劇，加上導演胡恩威及其進念團隊的處理，變成形式「前無古人」的多媒體歌劇。
藝術家的華麗冒險
這次是廖端麗與田浩江繼歌劇《詩人李白》之後的再次合作，兩人異口同聲形容此次創作為「難以定義」。最難以定義的部分大概來自於音樂。《詩》的音樂出自中國著名作曲家郭文景之手，嘗試挑戰中國音樂譜式調法與歌劇西式唱腔的結合。《利》的音樂則由年輕音樂人許敖山操刀，許氏常與進念合作，擅長時髦的電子音樂，這次卻要嘗試編寫彌撒曲。郭文景在《詩》之前，已經創作過歌劇《狂人日記》及《夜宴》，是為再探索；許敖山則是第一次嘗試編寫歌劇，是為啼聲初試。
「這次的作曲家一般人是不敢用的。」田浩江說，「這個作品完全是『香港製作』，有香港的精神在裡面──這個很年輕的城市，沒有甚麼包袱，所以可以大步往前走。沒有包袱一定要寫成浦契尼，沒有包袱一定要寫成莫扎特，也沒有一定要有傳統的成分在裡面。這也符合利瑪竇的精神，如果他為了安逸，完全可以留在故鄉。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大陸，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這完全是獻身嘛。」
合聲、旋律、色彩、歌唱技巧，這次都將是全新的嘗試。創作是冒險的旅程，是離開自己的「安全地帶」，要有膽識有魄力更要輸得起，如廖端麗所說，就像跳進一個坑，落地時是趴著還是站著，哪去想那麼多。她離開自己的翻譯本行，想要看自己創作的文字如何被賦予生命，而田浩江，則想讓利瑪竇幫他開啟另一扇窗。
「利瑪竇的一生充滿了信仰，精神的追求、理念的追求一直沒有放棄過，相比之下，我還沒有這種精神。我希望通過塑造這個人物，為自己找點東西。另外，他有激情。現在這個社會，很多人沒有激情，許多人很冷漠、物質化、商業化，這是全世界的一個狀況。實際上，教育水平好像在提高許多，但很多人有文化沒文明。最有文化的人可能拿起槍來殺人，可能貪污得最多，可能做的事情最壞。現在的我們，沒有一個很大的關於文化、信仰問題的爭論，many people just don't care。但利瑪竇，他的整個一生，可以離開他的家鄉，貢獻他的身心，只為了他的信仰。再有，他的知識面之豐富，從天文地理到幾何到音樂，到醫藥、工程……比較起來，我覺得自己特別蒼白，通過這個歌劇，是不是也可以給我打開一扇門，讓我走進甚麼地方去？也許演完這個歌劇，我就上學去了，you never know。可能這個歌劇會變成我人生的轉折點，也說不定。」
田浩江說，每次創作令他最難忘的，是可以進到這些人物的內心深處，那種難以言喻的感覺。在人物中他可以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從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到台灣、廣州、舊金山、香港、意大利、新加坡；演傳統版的《圖蘭朵》、張藝謀大球場版《圖蘭朵》、《畫魂》、《阿依達》、《唐．卡諾斯》，還有自己的獨角戲話劇《From Mao to Met》，再加上這個利瑪竇，田浩江的2010年，要穿越中西，跨越不同語言，會合傳統與現代，再在每個角色中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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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完利瑪竇，再問這兩位穿梭國際的創作者，如何看待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一老問題，田浩江幽默地說：「如果是觀眾說的話，那就請你少吃一頓飯，多看幾場演出；有錢的人說的話，請你出錢支持藝術；政府說的話呢，請多撥款給藝術家；藝術家說的話呢，沒關係，因為藝術家永遠是憂鬱的、傷感的，在綠洲中也說是沙漠。所以沒關係，讓他們盡情地說，反而會刺激他們創作的慾望。」這是後話了。
走出聖依納爵小堂，已經過了正午，太陽暖暖地曬著，遠處的Ricci Hall依然遮著半邊面孔，小堂中卻已傳出音樂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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