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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堅
惡鄰與善鄰
這次中日在釣魚島圍繞領土主權所起的衝突中，日方除了內閣官房長官作為政府發言人，闡釋官方基本立場之外，很多政要通過各式媒體，踴躍發表一己見解，甚喧囂塵上。其中多有缺乏深思熟慮的，更有甚者，煽情謾罵，讓人見識日本政界的「憤青」現象。如喜歡說「不」的老牌「憤青」、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憤」不擇言，詈罵我國對應措施如同「黑社會暴力團行徑」，和他四年前憑空捏造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近百分之十為「偷盜」而來如出一轍。另一位執政黨政要，民主黨前幹事長、現任幹事長代理的枝野幸男，十月二日在埼玉市的一次演講中，挑明日本和中國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只是「外交的美辭麗句」而已，指控我國缺乏「法治主義」，揶揄和中國結成「貿易夥伴」的企業為易於受騙的「老好人」（御人好），挑撥說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和融資，可能「血本無回」（countryrisk），最後還以「政治體制」的不同，詛咒中國為「惡鄰」，並聲稱要以對待「惡鄰」一般，與中國應酬（つきあい）。
善惡關係丕變
中日兩國交往史上，中國文化長期沾溉日本，先秦時傳入日本先進的農耕文明，影響繩文人脫離遊牧生活，開始建立穩定的村落式定居社會；後漢時傳入漢字，使得日本和華夏一樣，傳承其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隋唐時更傳入典章制度，讓日本走出部落社會，建立統一的律令國家。列維斯．摩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裡，將人類文化演進歸為蠻荒（savagery）、野蠻（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三個階段，各有其代表性的生存方式。蠻荒為前農業社會，以採集狩獵為主，野蠻以陶器和農業發明為表徵，而文明則以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作為代表。華夏文化毫無疑問引領日本社會，從蠻荒走向文明。沒有在中國先起的大陸文明，日本社會就不會有其現在的形態。可以說秦漢以來，直到相互鎖國的江戶和清朝時期，兩千餘年，中國一直都是日本的「善鄰」，給島國傳輸了文化和文明成果。
這種相互的「善鄰」關係，在十九世紀兩國社會共同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展開現代化運動時，才開始發生本質性變化。日本社會的精英，開始給國家重新定位，主張「脫亞入歐」，成為歐美社會的一員。「脫亞論」的倡導者、日本現代化的精神之父福澤諭吉就聲稱：「日本的不幸在於和中國、朝鮮相鄰」，認為三國間「作為東亞一員而共同繁榮」，是應該擯棄的「幻想」；因為和兩國鄰接，便持特別親近感「相待」，是一種錯誤；日本應該和中朝「絕緣」，而與歐美「共進」。福澤於是將中朝視為「惡友」，斷言「和惡友相親者，將無法避免被別人視為同類」。細繹「惡友」之「惡」，尚為「劣等」之惡，而非「邪惡」之惡，是福澤怨其亞洲鄰居落後於西方列強，因而受其奴役。
桃太郎源自華夏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及其精英，一直認為自己在亞洲「鶴立雞群」，恥與其餘亞洲落後諸國為鄰。日本開始倣傚西方列強，將亞洲視為其帝國的勢力範圍，行使殖民政策，如割取台灣和併吞朝鮮半島等等。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甲午海戰、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全面入侵我國而起的抗日戰爭，半個多世紀，日本一直都是中國的「惡鄰」。日本的「惡鄰」政策，除了長期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之外，還使無以數計的中國軍民生靈塗炭。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制定了「和平憲法」，尤其是七十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以來，中國開始逐漸「改觀」日本，一個和平的日本，通過相互的「睦鄰」外交，日本逐漸成為中國的「善鄰」，雖然六十餘年前的戰爭陰影還遠遠沒有消散。從「惡鄰」轉換成「善鄰」，當然是兩國政治家和民間共同努力的結果。如今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華貿易佔了整個日本對外貿易的五分之一以上，兩國之間的「善鄰」關係日趨重要，尤其對日本走出經濟低迷，中國作為「善鄰」的戰略夥伴，不可或缺。可惜枝野先生，智慮不及於此，不顧兩千年來兩國之間交往的史實，也不顧當今兩國之間互補的現實，反誣中國為「惡鄰」，真是匪夷所思。
枝野氏不負責任的「放言」，當然遭到批評，甚至連他的恩師、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也看不過去，以政府發言人的身份，予以駁斥。他說：「自古以來，從中國傳來的文化，作為基本部分，形成了日本的文化和文明。」他舉例即便是日本最出名的童話「桃太郎」傳說，也是來自中國，以說明中華文化對日本的根本性影響。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從歷史記載來看，不應該把中國說成如此（即惡鄰）。」他進而提及晚清中國被西方列強割取領土的「辛酸記憶」（辛い思い），對中國在近代史上的遭遇表示同情之餘，還「勇敢地」觸及「日本的戰爭責任」，聲稱「日本作為後發帝國主義，參與其間，毫無疑問，以戰略和侵略行為，（給鄰國）造成迷惑，帶去災難。」仙谷發言的動機，雖然尚不清楚，不過他敢於在這樣嚴峻的國內輿論背景下，表述日本政府內部以及民間的良知，讓人動容。當然，他受到了排山倒海般的圍攻，懷疑他是否還是「日本人」，辱罵他為「內奸」、「賣國奴」，要求「更迭」撤換他，而替他緩頰或者聲援的聲音，處於不成比例的弱勢，更讓人覺得其發言難能可貴。
除了對仙谷氏的「膽略」印象深刻之外，筆者對其「桃太郎」由來之說，也興趣盎然。「桃太郎」在日本家喻戶曉，無論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詳，很多日本人用以自稱，在海外也成了日本人的代名詞。如果連「桃太郎」也來自中國，那還剩下什麼古代文化可以引為自豪的呢？可以想見作為日本人，情何以堪。因此在仙谷先生發表「中國起源」說之後，除了民間一片謾罵聲外，很多學者也引經據典，要證明「桃太郎」是日本的本土傳說。這些學者為了顛覆「桃原產於中國」這一通識，以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以長崎的伊木力繩文晚期遺址曾經出土桃核為據，證明日本也有在來桃種，稱其為「古桃」，而桃有所謂「長壽」、「除厄」的功能，也是日本遠古既有，因此得出「桃太郎」傳說為本土創造的結論。
桃文化與桃太郎
遠古日本島上可能有野生桃種，但是後經栽培、傳至今日的藥用、觀賞用、祭祀用和食用桃種，毫無疑問是隨著農業一起在彌生時代開始從大陸傳入日本的。在東漢時期，華夏道教和神仙思想開始傳入日本，根據後來《三國誌倭人傳》的記載，當時邪馬台的女王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所謂「鬼道」，到底是指什麼呢？今年九月在奈良櫻井市的纏向古墳時代遺址，出土了兩千多顆桃核以及一批陶製和木製祭器，不少專家認為，這是女王進行「國家祭奠」的所在，以桃為代表的神仙道家思想，就是所謂的「鬼道」。在奈良的彌生文化遺址，一直出土銅鐸的碎片，而銅鐸是彌生時代的代表性祭器。女王通過毀棄銅鐸，否定前代的神祇，而確立以桃為主要祭物的神仙思想為新的宗教。五百年後成書的《古事記》，第一次以文字記載日本皇室的祖先伊耶那岐，在逃出黃泉國（地獄）時，摘下三顆桃果，投擲追趕他的黃泉醜女群，將她們鎮住，最終得以逃脫。
當時傳入日本的西王母侍者「短人」號稱「巨靈」，曾經目睹東方朔三次偷盜王母的長壽「蟠桃」（《漢武故事》），以及「核中人（仁）」可以治病（《神異經》）的記載，應該是「桃太郎」傳說的原型。既然桃木桃果有辟邪、祛災、制鬼、長生的神功，桃太郎傳說的老夫婦，服食川上漂來的碩大桃果而「回春」生子，或者桃太郎徑直從桃核中蹦出，這種「異常誕生」傳說，就順理成章了。所以，仙谷先生的「中國起源」說，是一種根據專家意見的事實敘述，是無可顛覆的。
桃太郎的橘變
不過「橘逾淮為枳」，以中國神仙思想為原型的桃太郎傳說，從雛形的室町時代開始，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直到在明治年代最後定型為止，經歷了漫長的變容過程。尤其是在幕末明治時期定型的桃太郎，在當時國家、疆土意識高漲的背景之下，桃太郎成為攻打「鬼島」（即與大和民族不同文化信仰的國度）的民族英雄，在戰時更成了和「日之丸」軍旗一般的「聖戰」象徵物，完全背離了嚮往平和、禳災長生的神仙思想之初衷。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日本文豪芥川龍之介擔任《每日新聞》駐滬特派記者，他曾經採訪過當時健在的章太炎先生，問及章氏最討厭的日本人為誰？不料太炎先生答稱為「征伐鬼島的桃太郎」，太炎先生還「恨屋及烏」，進一步聲言對熱愛桃太郎的日本國民也不得不「抱有反感」。芥川先生從善如流，回到日本後，基於太炎先生的思路，寫出反戰小說《桃太郎》，成為中日交流史上的佳話。想不到八十多年過去了，日本島上桃太郎的「陰魂」仍然不散，他們將中國目為「惡鄰」，還在重溫桃太郎征伐「鬼島」、奪金而返的舊夢。 （作者趙堅，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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