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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酒徒》，我們又圍座談起文學和電影的關係來了。
都是老掉牙的問題：經典文學能否改編成電影？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何好好地搬上銀幕？電影語言可否有效表達或傳達文學意境？張愛玲、金庸……今次是劉以鬯，永遠問不完，因為好像不會有終極答案。
這時代充滿偏見，但又缺少真正權威的斬釘截鐵。像英瑪褒曼橫空出世般斷言「電影與文學無關」的人，今天確如鳳毛麟角。眾數能壯人膽，既然那麼多改編電影出現，最安全又最快感的位置莫如退到最後，永遠有批判不了的負面例子，永遠有「改編不力」的代罪羔羊。
電影《酒徒》成了新的箭靶。「可能真是交給王家衛拍便好了……」這些對任何人都不公平的感言，但願我們都沒有聽見。改編文學作品拍成電影，製造原作至上主義者批罵的空間，製作上是燈蛾撲火的行為，但正因為燈火實在太美，大部分人都覺得值得一做再做。
今年電影評論學會和康文署合辦的「說影生化──影評人心水選」放映評介節目，由影評人推介他們心目中的經典文學改編電影（電影是否經典部分有爭議），票房及口碑均不俗，令人期待明年可會再接再厲，又有另外六輪推介。
推介不同批罵，分析導賞為主，最重要的，是選擇姿勢撲得美妙的燈蛾來稱許嘉獎。不過據我所知，在構思及操作相關活動過程中，曾有更「激進」提議，例如選擇一個high concept主題，像身體、文字、美、死亡等，但結果都情願循最大路最安全的「（經典）文學與電影」，保障最大公約數吸引最高票房。
文學與電影，甚麼也可以。兼容度大到一個地步，快令人打起呵欠來，但不要緊，更多人吃著花生，等待看接續來的批罵好戲。 ■文：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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