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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鶯鶯月下會張生 網上圖片
賀越明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西廂記》曾經走紅了一陣子，上海有說書，杭州唱越劇，南昌演贛劇……那是思想開始解放，衝破文化專制不久，這部作品得以不同的藝術樣式廣為傳播，迄今回想還有點訝異，好像不僅僅是為了保留優秀的傳統劇目那麼簡單。及至稍後，讀到一位老作家闡發「反封建離不開舊戲」的雜文，才恍有所悟。當然，該文是泛指，並非以《西廂記》為例，也無一語涉及這部被金聖歎稱之為「第六才子書」的名著。
然而，要說到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則不能不提到她的前身《鶯鶯傳》，因為「新雜劇」正是由「舊傳奇」脫胎而出，有著不可忽略亦難以抹去的血緣關係。《鶯鶯傳》是一千年前唐人元稹撰作的傳奇小說，與以後的《西廂記》全然不同，女主人公崔鶯鶯並非相國之女，出面「賴婚」的也不是老夫人，而恰恰是鶯鶯芳心已許的張生。故事的情節是，自普救寺一見鍾情，張崔便相互愛慕，私訂終身，可是好景不長，才幾天工夫，張生就欲拋棄鶯鶯。何故？三千餘字的小說交代不甚清楚，只道張生「以文調及期」，要離開了。經宋代王性之考訂，那張生正是作者本人，當年元稹就是赴京趕考的一員。「學而優則仕」，等他制科得中，當上秘書省校書郎後，自然看不上門戶低微的鶯鶯了。據說，元稹後來與尚書僕射的千金韋叢成婚，可憐的鶯鶯，這時只能「沒身永恨，含歎無言」！
從小說中看，崔鶯鶯算是個冰雪聰敏的女子。她在張生西去長安行期臨近之時，有過「投琴，泣下流連」的舉動，已經預感到心上人一旦科舉進身而飛黃騰達，會將她拋諸腦後，而女性在封建社會受壓迫、受損害的地位，又使她只能自歎用錯了情，說出「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且「愚不敢恨」這番話。鶯鶯沒有也不可能起來控訴和痛斥男人的薄情，相反，張生卻在那裡推卸責任，說「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為了一己的功名前程，不惜拋棄了真心相愛之人，還罵她是惑人的「妖孽」，夠得上卑劣、無恥了！不消說，讀過《鶯鶯傳》的人，定會切齒痛恨無情無義的負心郎張生，而對鶯鶯的遇人不淑深表同情。
但是，《鶯鶯傳》的這個悲劇結局並未流傳後世，中間經過趙德麟的鼓子詞《鶯鶯傳》、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等二度、三度再創作，到王實甫據以完成雜劇《西廂記》，徹底演變為張生和鶯鶯「有情人終成眷屬」了。後人大多認同並讚賞這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認為是在故事的長期輾轉流傳中改定的，反映了人民希冀這對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禮教、追求愛情自由並取得勝利的願望。但也有對此持異議者，如老詩人何其芳曾指出這樣的結局是虛偽的。這一看法頗深刻，也很值得思索。
需要留心的是，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主題拔高的同時，人物的身份、地位也有改動，最主要的是鶯鶯變成了堂堂的相國小姐。如此一來，於張生而言應該是高攀，也抽去了他「一闊臉就變」而拋棄鶯鶯的邏輯基礎，最後走向大團圓的結局自是順理成章。反過來，以世俗的眼光看，如果鶯鶯還是平民之女，張生京城及第，棄她而去的理由豈不是很充足麼？所以，這一改動，情理上看似天衣無縫，實質上已包含虛偽的成分在內。對於《西廂記》來說，贏得「反封建」的主題固然高妙，但追溯其本事，高妙之處也不無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的痕跡。
退一步想，如果古典文學作品像《鶯鶯傳》那般無關反封建的宏旨大義，是否就一定沒有教育作用呢？也不見得。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像張生那樣因為自己的身份一變或是財產陡增，就把往日情份一筆勾銷，視信誓旦旦如兒戲的行為，仍不免為千夫所指，甚至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儘管「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明珠眼中刺」的現象，現在內地也見慣不驚，但在道德上被視為品行不良，與人們公認和稱頌的那些愛情佳話格格不入，也是可以確定的。這樣來看，《鶯鶯傳》的意義應該還沒有完全過時。
近年有人研究現、當代文學史發現，有幾部紅色經典作品的主題經歷了數度變化，說是精益求精也好，千錘百煉也好，總之到後來，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和領導意圖，主題都被「拔高」到與最初創作時「風馬牛不相及」了。倘若這也算一種文學現象的話，那真可說是「古已有之」。查考從古到今的文學史，類似《鶯鶯傳》和《西廂記》這種有著血緣關係的作品流變，尤其是主題演變乃至「拔高」，恐怕絕非僅僅一二例。假如有學者能夠潛心爬梳，深入研究，或可從這個角度窺見文學創作中某種遠源流長的「國民性」，當是一項極有價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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