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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厲王。 網上圖片
李恩柱
周厲王姬胡先生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因為「國人暴動」這件事就發生在他的統治時期內。《國語．周語上》曰：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似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邵公，即邵穆公，也稱召公，當時在朝廷中擔任卿士。周厲王和召公，對民怨有各自的認識，世人說得已經夠多了，不必再加贅言冗語。簡括而言，厲王崇尚使用強力壓制，召公則主張疏導。對國人的指責，周厲王的方法是大搞特務活動，找人監視，一旦有報告便殺掉他們。從此國人路上相遇，也不敢說話，只用眼色來示意。召公則認為，堵住民眾的嘴巴，比堵塞河流還要可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同時，民眾議論紛紛，政事的好與壞，才能夠得以反映，政府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國語》中的這些話，比今人說得簡潔明瞭，足見古人的心智並不比今人落後，相反，現在的人則可能缺乏古人的反省意識。
引述這一段文字，是想表達兩點：其一，「防民之口」的「防」字，不是厲王似的堵塞、禁絕，而是召公主張的疏導；其二，在根本之處，周厲王和召公的目的都是為了周王朝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二人不存在本質分歧，相異處是所採取的方法。用現代的話講，周厲王更像鷹派，召公極似鴿派。周厲王更重表面的一切，召公則更了解人性。如果誤以為周厲王和召公是不同塹壕的人，是出於不同的目的，則大謬矣。
周厲王什麼樣的統治，導致「國人謗王」？
周厲王初年，淮夷入侵周腹地，直達豐鄗與成周之間的上洛地區，周朝受到十分嚴重的威脅。周厲王、虢仲和榮夷公為挽救周王朝的覆滅，展開了征伐淮夷的戰爭。《竹書紀年》載：「（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打仗就需要充實武備和國庫，錢從哪裡來？周厲王只能依靠加重對庶民的榨取。方法之一即「專山澤之利」。
究竟如何理解周厲王的「專山澤之利」，雖不至於言人人殊，但理解並不相同。研究者認為，西周前期人口少，生產力低下，國人沒有能力耕種更多數量的土地，因此那時山澤不禁。後來國人在山澤便於灌溉處開闢了許多私有的新田，不再賣力耕作公田。如此一來，王室收入大減。於是周厲王向山澤新墾私田徵收賦稅，所謂的「厲王革典」，即指革除井田制舊典，專山澤之利而履畝納稅。
榮夷公所專之利，除了供西周奴隸主貴族奢侈享樂外，更重要的是支持周厲王親自率領的征伐淮夷的戰爭。經過長期的征伐，周王朝終於取得了戰略性勝利。然而，榮夷公的「好專利」，對於平民百姓而言就是橫徵暴斂，國人們被壓榨得喘不過氣來，國內的各種矛盾被激化了，周王朝的政治、經濟危機加深了。芮良夫對周厲王說：「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榮公若用，周必敗。」此話不是危言聳聽，「流王於彘」的結果，即可證明這一點。
老百姓，古也好，今也罷，所求的就是一個安穩生活，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通俗而言便是安居樂業。可是姬胡先生的政策卻沒法使他們過安常的日子。
或曰：遭受侵略就可以過正常的日子嗎？
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同樣不可能！
只是，抗擊侵略，不可以成為殘暴的口實。
制定、執行一種決策，取得國人的支持是首要的一步。周厲王不聽取國人的呼聲，不排解各階層的利益矛盾，不調和各方面衝突，而是以政治高壓手段對待民眾，激化自己與國人的矛盾，除了蠻橫和愚陋，還有什麼？
末了，還要贅言幾句。據史書講，西周春秋時期的國人包括王都的六鄉之民。分封制和宗法制，也使大批貴族遠裔淪入平民階層，以士的身份成為國人。因此出現一個現象，即國人與天子、諸侯、卿大夫同族，政治地位相當高。這無疑也是國人能夠「流王於彘」的一個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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