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輝
有一次在回信中談起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給遠方的朋友抄錄了一段文字,當中談到語言和語病。如果記憶無誤(但它常常有誤),那段文字出自《我們是自己的魔鬼》(We are our own demons)︰「惡魔,尤其是語言的惡魔(捨此還有什麼別的惡魔?),是要用語言才可以馴服的。因此,我指望尋找一個較為平和的詞語(我求助於婉委修辭法),以代替(假使我有這方面的語言才能的話)那個侵襲我的(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邪惡的詞語,並以此達致驅魔。」
不多久便收到回信了,在遠方修讀比較文學的朋友說:在某種意義而言,詩人都是「自己的魔鬼」,末了,還抄錄了一段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eamont,1846-1870)的詩篇:「他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縮,還像後頸部軟組織傷口中隱隱約約的肌肉運動,更像那總是由被捉的動物重新張開、可以獨自不停地夾住嚙齒動物,甚至藏在麥秸裡也能運轉的永恆的捕鼠器,尤其像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真是一句一驚心,永遠沒法忘記這位在烏拉圭成長的法裔詩人的奇喻:美與捕鼠器,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解剖台上的偶遇。
當然明白魔鬼總是從內心孕育出來的,終有一天會將自己逐出天堂——毫無疑問,那同樣是語言構建的天堂。生滅榮辱,好像都是語言世界的事情了。構想著一個故事,總是從語言(無論有多美好或多邪惡)的試探開始的,比如從一段對白開始︰「沒什麼,只是給你做一頓晚飯……」
「很不巧,我有點事情,要出去了。」然後是沉默,但語言和語病開始蠢蠢欲動了。如果說︰「我真的要遲到了,下次再談吧。」故事可能便告一段落,種種傷害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但故事無疑被語言堵截了。如果說︰「事情遲些再辦好了,反正晚飯總得要吃。」故事於是便找到了發展的線索。一頭魔鬼從後門走了,另一頭又從前門進來。
總是這樣或那樣的語病在創造誤會重重的故事。用羅蘭巴特的說法,詞語既是毒藥,也是良藥,這並非舊病復發,而是潛伏的惡魔捲土重來。或者就像洛特雷阿蒙的一首詩所言:「啊,魔鬼,如果你事先努力地連續吸上三千次你對永恆上帝的惡意,我擔保這些煙霧會美化你醜陋嘴臉上那兩個不成形的窟窿,你的鼻孔將因難言的欣喜和持久的陶醉而無限地擴張,在如同灑過香水、燃過香草般芬芳的空間中不再要求更美妙的東西;因為,它們將飽餐完美的幸福,猶如居住在宏偉、安寧、愜意的天宇中的天使。」魔鬼與天使原來住在同一門牌的甲室和乙室。
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部電影,叫做《信是有緣》(Falling In Love),其中一幕是這樣的︰羅拔狄尼路(Robert De Niro)和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的故事已告一段落,各自的婚姻也破裂了,有一天在書店重逢,客客氣氣結結巴巴的互相問好,都說很不錯,都裝作若無其事,就這樣分手了。可是羅拔狄尼路走了不遠便掉頭追過去——那頭原已沉睡的惡魔忽然甦醒了。
故事有一千個零一個版本,魔鬼便有一千零一次機會,語言和語病便有一千零一套組合。如果真的要給「自己的魔鬼」寫一封長信,那該選用一個怎樣的零度故事去回應上一封來信沒有故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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