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 偉 資深評論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在第二屆智經領袖論壇講話時提到,本港面對內地快速發展,有人擔心本港中介角色會轉弱及邊緣化,引伸到本港定位問題。唐英年認為,這個是「信心病」,香港應把本身設於全國棋盤上,作為國家的一枚棋子,本港社會亦應倡議有長遠規劃藍圖。唐英年的講話為本港的「信心病」把準了症下對了藥。「信心病」的根源是本港在國家發展中定位不清晰的問題,面對國家經濟急速發展,本港社會難免出現患得患失的心理。心病還須心藥醫,這個心藥就是從國家發展中明確本港定位,多做與國家戰略發展對接的事,融入國家發展之中,才能發揮自身獨特的優勢,突破經濟發展瓶頸,心病自然就不藥而癒。
本港社會對於內地的發展一直存在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港人樂於看到內地經濟不斷發展,民生持續改善,每當看到國家在不同範疇取得新突破時,港人都與有榮焉。但另一方面,隨著內地的經濟發展持續增長,大都會相繼崛起,過去本港近乎壟斷式的中介地位也不斷受到衝擊,上海已明確打造成金融及航運中心,其他如深圳、廣州等大都市也要積極發展高端服務業。雖然不能說本港在回歸後沒有進步,但進步的速度顯然遠遠落後於周邊城市的發展。此消彼長之下,本港社會開始出現一種被邊緣化的心理,擔心本港的地位早晚會被其他內地城市所取代。
患得患失心理源於定位不清晰
應當說,這種憂患的心理並不是壞事,至少反映社會有較強烈的危機意識。美國作為現時頭號強國,其社會的憂患意識就比其他國家都要強烈,「美國衰退論」、「美國崩塌論」最先都是由美國人先提出來,就是因為這種憂患意識才令到美國保持著競爭的動力。然而,本港的被邊緣化衍生出來卻不是一種奮鬥求進的雄心,反而是不斷攤開手要求中央支持的消極心理。03年沙士後,本港經濟一池死水,中央推出個人遊、大型國企來港上市、CEPA、發展人民幣業務等連串挺港措施,令本港經濟從谷底反彈。這本來是中央對本港的關顧與支持,但社會卻逐漸滋長出依賴心理,一遇上困難首先就先想到向中央求助,要求授予更多挺港政策。
最明顯的例子是金融業。本港業界一直有強烈的呼聲要求中央開放更多人民幣業務予本港經營,以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然而,業界在不斷爭取中央授予政策的同時,對於中央高度關注的金融安全問題卻一直不甚為意,對熱錢利用本港衝擊內地資本賬的問題沒有正視,試問中央如何放心開放更多人民幣業務?又如在港深合作的問題上,本港過去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沒有顧及到對方的發展需要,沒有從國家整體的戰略發展上出發,結果自然令港深合作事倍功半。再如中央不斷深化CEPA,為本港的專業服務界提供更廣闊的空間,但特區政府卻沒有用好有關政策,積極配合,令政策未能發揮應有效果。這些都說明了本港的兩地發展之上,一直沒有從國家的整體戰略上出發,只盯著自身的小算盤,忽略了全國一盤棋,發展空間自然不斷收窄,自然令社會邊緣化的憂慮不斷加深。
全國一盤棋 港須配合發展
正如唐英年在發言時提到,根治「信心病」的藥方,就是將香港的長遠發展放在全國一盤棋這個高度,香港要當棋盤上一枚有用的棋子,一道撒手峞A而不是棋盤邊的棄卒。只要定位明確,方向清晰,心裡踏實,自然藥到病除。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定位的問題;二是配合的問題。在定位問題上,本港必須改變以往埋首做自己事的思維,改為從國家整體發展出發,思考本港在國家的發展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下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二五規劃」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將是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性轉變。本港首先是在國家發展中提到自身的定位,是協助國企走出去、引進國際先進的管理經驗、擔任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等等,都要有一個清晰的方向。
下一步就是因應定位積極配合。本港一直崇尚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對於長遠規劃沒有多大興趣。然而,自由經濟不代表讓經濟發展隨波逐流,「大市場小政府」更不是本港成功的金科玉律。必須指出,本港的成功與國家的發展從來都是密不可分。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由於內地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香港便成為內地面向世界的主要窗口,發揮了物流資金流中轉站的作用,亦帶動本港的工業化發展。及至改革開放時期,本港又發揮窗口效應,將資金人才及先進經驗引入內地,支援內地經濟建設,也帶動了本港經濟升級轉型。現在國家大國崛起,經濟轉型為本港帶來龐大機遇,本港更應有全面的規劃藍圖,配合內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才可發揮自身獨特的優勢。
香港的立足點是兩個「有利於」
唐英年昨日特別提到香港的立足點是兩個「有利於」,即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國家的發展。過去的經驗都說明本港埋首本土經濟,發展空間只會不斷萎縮,唯有投入對接國家的戰略發展,發揮好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經貿合作的門戶作用,才能把自己的經濟做大做好,從中達致雙贏。相反自怨自艾、自我中心甚或只懂伸手求援,最終只會難逃被邊緣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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