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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9日：北京地壇醫院，一名SARS重患者正接受手術。
對攝影記者來說，攝影的目的是甚麼？對內地的攝影記者來說，攝影的目的又是甚麼？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賀延光，曾多次獲得內地新聞圖片及文字獎項。照相機差點毀了他，但也最終成了他的立身之本，他親歷的事件和他拍攝的片子一樣跌宕起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賀延光最近開了微博，半個月不到，引來粉絲2,000多人。起先是方便他分享攝影作品，後來他發表了一條議論北京徵收交通擁堵費的語錄，用了「搜刮民財」四個字，結果跟帖討論超過1,000條，在他的主頁炸開了鍋。「如果話題觸動了社會的神經，一定會有反響。」對於新的網絡平台的力量，這位快60歲的新聞人，既有點暗暗吃驚，也覺得好玩。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剛出版的攝影類新書《見證改革開放30年》，他是編輯顧問之一。300張記錄中國社會變遷的珍貴相片，他和書裡的其他上百位攝影師們一樣，都是歷史在場者。
照相機差點毀了他，但也最終成了他的立身之本，他親歷的事件和他拍攝的片子一樣跌宕起伏。坐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攝影展廳裡，他雙手握著一支水瓶，身體向後靠著椅背，放鬆的時候，他會賣關子地說：「這個啊，起碼得說上兩天兩夜。」
抽煙的鄧小平
他幹了一輩子的新聞攝影，一輩子都在理解新聞記者在中國的職責和意義。他記得第一次接觸新聞攝影記者，「是黨報從上海派來，為表現五七幹校的勞動熱忱。我們這些人用扁擔挑著給地裡施肥，那位記者就站在高處，要求我們幾百人走出『之』字形，說是這個畫面好看。我們當時只懂得配合宣傳，忙活了半天，還很高興。」那時新聞攝影記者的參照，是《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和《民族畫報》上的封面照片。「千人一面。中國幾十年的風雨跌宕，照片上完全感覺不出來。」
1988年他出席「兩會」的新聞拍攝。首次有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反對意見，他用黑白影像記下了這一歷史時刻，並取名《民主的進程》，令已離開現場的大部分記者後悔不迭。時隔20年後，他再拍「兩會」，鏡頭卻對準了坐在代表席中文藝界的明星委員，那是一副表情嚴肅認真的臉，他回應的是當時對明星委員自由散漫作風的批評。
他也曾抓拍到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抽煙的照片。上千人的會場，只有鄧小平一人在主席台上抽煙。時任廣東人大代表的紅線女朝主席台上遞了一張紙條。「趙紫陽先看了，笑了一下，遞給旁邊的鄧小平。鄧小平看了也笑了一下，就把煙掐滅了。那次以後，人們好像沒在公眾場合見到鄧小平抽煙。」這些細節也被當時的文字記者寫進了消息中。「那時候是政治民主最開放的時期。」
他也不是沒做過當擺布導演的事情。臨去事件現場前，他會在辦公室把草圖畫好。「可是我運氣比較好，剛進入新聞領域，就趕上了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中，新聞界、攝影界的門窗都打開了，我們看到了外國人拍世界、拍中國。和我們最不一樣的，就是真實。」
一天8顆黃豆
他很早便意識到了影像的力量，卻沒讓他躲過牢獄之災。
他20歲不到就光榮入黨，年輕時在黑龍江插隊，表現突出，回城後很快做上了一間小工廠的副廠長，前途無量。「回北京後趕上76年的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的四五事件。幾百萬人，借著對周恩來的悼念，表達對文革、四人幫的不滿，以及對鄧小平的同情。」那時他不過是一個業餘的照相愛好者，父親給他的照相機是抗戰時期從日軍手中繳來的戰利品，這足以令他成為周圍人眼中羨慕的「會照相者」。
「當時看到現場的那種群眾氣氛，陰差陽錯地，就想起要照下來。」不料他卻因此成為「反黨集團」成員而被逮捕入獄，20歲出頭便成為階下囚。半年後，「四人幫」被粉碎，他平反出獄，家裡所有搜出來的底片卻一張沒留，當眾銷毀。然而，令他最震撼的是出獄後參加的一次天安門事件影展。「絕大部分是攝影發燒友冒著危險拍的，職業攝影記者因為各種限制而交了白卷。結果，影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我才突然感到照片原來可以有這麼大的力量，這是當時在拍的時候都沒有想到的。」
「到了實際工作，接觸更多的社會底層，包括後來的林彪事件，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所謂的口號和理想。」
他目睹新聞攝影曾經怎樣的成為「造神」運動的一部分，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永遠一成不變，照相機甚至能指鹿為馬。「我曾看過一位老記者拍人民公社的照片，熱氣騰騰，豐衣足食。我問他，你當時挨餓麼。他說，那時候下鄉，一天給記者的只有8顆黃豆。」
不是照相機器
80年代有外國攝影專家到北京交流，給內地的新聞同行放幻燈片。「他們放的得獎的片子很少，大部分是平常拍的家庭、街道、社會新聞。我突然悟道，他們之所以能在戰爭、災難面前拍得好，是因為他們平常拍得太好了，面對戰爭、災難就是水到渠成。」
他身在主流報紙20多年，常被人問到審查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其實不是能不能拍，而是能夠拍的題材，能不能拍好。」他的眼光總是和別人不太一樣。
08年北京奧運，他把拍攝名額讓給年輕人，自己興致勃勃地去拍殘奧會；國慶60周年，他不拍大閱兵，卻記錄了在現場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那是他最喜歡的照片：晚上慶典結束，觀禮台上的觀眾還有些意興闌珊，和觀眾的輕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身後的武警。武警人員還沒有結束任務，眼神凌厲地看著周圍。
「其實這個表情很重要。我和美國的、香港的甚至台灣的警察都聊過，我不是說大型活動不需要安保，可是作為安保人員，你不能把誰都看成是壞人。」
今年上海的世博會，他關心的是展館門口不分晝夜排隊進場的觀眾，是現實中的荒謬。「在沙特場館前的觀眾，最長的甚至排了7個小時還沒到門口。我問他們排隊進場想看甚麼，他們都說不知道，因為看到別人排隊，所以自己也排。」
「其實，面子上的新聞，對我來說都不太重要。關鍵是你的鏡頭是否能給觀眾帶來一些啟示。」
他現在的職務是攝影總監，他笑稱是個「掛名」。臨近退休，他多了更多的自由時間去拍攝感興趣的題材。「我剛拍完陝西神木縣醫改的題材。我沒有採訪過1個官員，都是和病人、醫生和護士聊天，也看了很多材料。我認為它的意義是在疾病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
沒有思考的攝影，對他來說，永遠只能是照相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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