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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
中國進入通脹時代。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這屬於成本推動型通脹，緊縮的宏觀政策對此是無效的。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表示，對今年經濟有滯脹的擔心。
通脹很可怕，但滯脹更可怕。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經歷過了夢魘般的經濟停滯與高通貨膨脹並存的景象。一旦滯脹纏身，再強勁的經濟體也會被拖得精疲力盡，陷入持久性的高失業率和不景氣的泥潭中。日本，就是滯脹的典型標本。
後金融危機時候，在全球經濟不見復甦希望的悲情下，中國經濟去年一枝獨秀，讓國人倍感自豪。但是，中國經濟也迎來了通脹時代，而且不是單純的通脹，如厲以寧和賀鏗兩位學者所言，屬於成本推動型的通脹。
拋開學究性的經濟學理論，成本推動型通脹在中國的表現是，農產品價格持續攀升，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揚，原材料短缺價格高企，持續宏調難抑房市泡沫，各地土地財政衝動難以遏制。上述產品成本，在通脹的發酵下，還會持續上升。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食品價格在CPI中佔了三成以上比例，公眾應對通脹的心理承受力極差。如果考慮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大量湧入城市，中國社會的就業壓力會倍增。
物價高企的通脹壓力難除，高失業率的風險陡現，預示著滯脹的幽靈開始覬覦著中國經濟。滯脹風險，來源有二。
宏觀言之是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所致。好的方面是使中國綜合實力大幅提升，成為全球第二；不好的方面則是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如兩極分化，財產分配不均，導致全社會缺乏應對宏觀經濟突變的能力，如市場的高度全球化和開放性與市場法治化和市場主體規則意識缺失的矛盾，如金融體系未能全面開放掩蔽下的潛在風險等。
在金融危機下，中國採取的是政府投資和信貸放量的刺激政策，投入規模較大，雖能在短期內收到抬升經濟增長的效應，但維持經濟永續發展後勁不足。而且在中央寬鬆政策的導向下，地方政府的攤子鋪的更大。這些大規模投資，消化不良會有較長的市場滯後效應。
驅散滯脹，是個難題。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已經開出了抑制通脹的藥方，即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前者的積極在於保增長、改結構、調收入、促和諧，理論上沒有問題，關鍵是如何踐行。在行政執行的多層級傳導中，很難保障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走偏。至於穩健的貨幣政策，其實可以理解為「緊縮」，去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已經7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加上1月20日的這次，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將調整到19%，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如此金融政策或僅具象徵意義，並不能解決原材料、農產品、勞動力等成本價格。
在我看來，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多投放到民生層面。中國有豐裕的財政來源，加大醫保、社保投入，有序減稅，扶持創新和促使企業轉型升級，能夠昇華中國社會結構，破解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居民收入，減緩通脹壓力。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縮放有度，對於中小企業、三農和保障房建設加大資金支持力度，以涵養就業機會、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確保居民安居；對於商品房、政績工程，則要擰緊信貸龍頭。中國經濟到了轉型期。高通脹、高增長不可持續；低通脹、高增長也不現實；低增長、高通脹（滯脹）必須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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