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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無論從人類智慧提升還是「後冷戰時代」中美互相緊密依存的特點來看，中美必須在二十一世紀從必然衝突走向基本相容乃至共榮。這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雙方的一系列衝突之後，已經成為雙方基本可以達成的共識。中美若能做到這一點，那無疑是開啟了人類大國共榮的嶄新模式。關鍵是，這一看似抽象的理念在每天錯綜複雜的衝突議題的處理中如何得到實現？這是中美雙方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展開上任以來的第二次國事訪問。對這次訪問，美方予以高度重視。美國之前曾有官方人士表示，胡錦濤此次訪美，可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與尼克松會面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訪美相提並論。
雖然從目前來看，美方的這一說法似乎有些誇大其詞了，但卻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美方對中美關係隨著中國崛起勢頭加劇而走到拐點，尤其是在近年與中國的一系列合作與衝突同時上升的態勢已有警覺和反思，希望能在這方面展開磨合和探索。
從這幾年實際形勢的發展來看也是如此。零六年四月胡錦濤首次訪美之行，其時雖然中國崛起的勢頭已頗為強勁，但似乎對美國的實質和心理衝擊尚未達到一定程度，因此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就連國宴都沒有舉行。但近五年來，中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日益上升，尤其是國際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上的發言權更為增加；中國經濟總量接連超越德國和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五年，是國際社會從貿易、軍力到心理層面，實實在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五年，也是中國在擴大與美國合作同時，與美國一系列實質性衝突不斷上升的五年。
中美之間的一系列實質性衝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貿易，二是軍力，前者折射國力的此消彼長，而後者則折射國家力量在向外延伸空間裡的衝突。相比之下，過去佔據中美關係中心位置的台灣問題（包括美台軍售），這些年雖仍具有情緒化特徵，但基本上已經退居中美關係非核心的位置。而這些衝突綜合起來，已越來越具備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的衝突。
理性思維何以難以實施？
從人類過往數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崛起大國和正在崛起大國之間的磨合都不是和諧的，甚至是充滿衝突和暴力的。西方的人們已經習慣了這一思維和行為邏輯，再加上西方中心主義的作祟，因而自然對中國保持警惕甚至敵意；而中國則縱有和諧願望，但卻無法以高屋建瓴的戰略思維令西方信服，再加上數百年東方悲情的影響，因此善意無法為人理解，行為中又夾雜著對西方的種種情緒。過去若干年的所有中西方衝突無不源於此。
其間，中美雙方間歇提出過一些戰略思維，如中方零三年提出的「和平崛起」，以及零六年又以鄭必堅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提出，中國共產黨不會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而美方則由布什時代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概念。但這些思維在實際操作上則往往效果不佳，其間原因恐怕不外乎以下幾個：一、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悲情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雙方人們的理性思維；二、在一系列具體議題的審視和操作上，雙方往往受孤立議題及其背後的勢力的影響，以至無法對各類議題在中美關係的整體戰略天平上進行梳理和重新排列；三、美國內部鷹鴿兩派聲音此起彼落，令最高決策者莫衷一是。
中美更需要策略協調
無論從人類智慧提升還是「後冷戰時代」中美互相緊密依存的特點來看，中美必須在二十一世紀從必然衝突走向基本相容乃至共榮。這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雙方的一系列衝突之後，已經成為雙方基本可以達成的共識。中美若能做到這一點，那無疑是開啟了人類大國共榮的嶄新模式。事實上，就籠統的意義而言，中美雙方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或質疑這一思維。關鍵是，這一看似抽象的理念在每天錯綜複雜的衝突議題的處理中如何得到實現？這是中美雙方面臨的最大挑戰。
換言之，中美之間既需要有宏觀的戰略思維，又要有在這一思維統領下的具體議題的處理策略，尤其是對衝突議題的雙邊溝通能力和各自內部協調、掌控能力。所謂雙邊溝通，就是一旦衝突議題產生，雙方能否在元首層面迅速達成溝通，並取得對這一議題在中美關係中所處位置及其重要性的共識；而所謂各自內部協調和掌控能力，則是指兩國高層能否適度協調和掌控各自內部的鷹鴿兩派的聲音和影響。
另外，兩國能否階段性地梳理和排列雙方衝突議題的序列，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旦某個衝突議題出現或激化（如美方不滿的匯率問題或中方不滿的美台軍售），在雙方內部有關派系的左右下，孤立議題被迅速擴大，由此一葉障目並燃起熊熊大火；屆時，所有的「非零和」戰略思維即刻煙消雲散，直到雙方都探尋到對方的底線才肯收兵。
這種衝突——妥協，再衝突——再妥協的持續過程，雖然是中美共同成長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卻會時時衝擊中美關係的肌體。就像感冒雖然難免，但太多的感冒還是會使肌體變得虛弱，並隱藏更大的危機病灶。
內部轉型：外部崛起基礎
另外，人類歷史上大國博弈，其已知的結果有多種，其中既包括衝突後的力量平衡（如英法美），也有像德日那樣因走上偏道而遭遇重大挫折，也有蘇聯那樣的中途崩潰。後兩者的問題均出在崛起過程中的內部轉型不力，值得今天的中國警示。
筆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今天的中國，外部崛起迅速，內部轉型艱難；外部崛起成為亢奮點，而內部轉型則成為疑難症。今天中國的三大轉型（亦即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封閉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若不能找到有效的支點或槓桿，則外部崛起將缺乏可持續的基礎和前提。
毋庸諱言，中美角力的真正關鍵與後盾是中國自身的轉型，兩者不可分割。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心態上暫時適度淡化中美角力，更多注重中國內部轉型，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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