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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起釪先生晚年淒涼。 網上圖片
——從三位學者不同的晚年境遇談起
王曉華
說來慚愧,我雖然喜歡在閒暇時間閱讀《尚書》之類的古書,但此前並不知道有個叫劉起釪的老學者。近幾天,看了《金陵晚報》2月13日刊登的文章《SOS:著名先秦史學家劉起釪先生晚年淒涼》,心中也湧起了不小的波瀾。讓我最為震驚的不是他窮苦無依的悲涼,而是他乞求幫助時的卑微姿態。讀這篇報道之際,一個疑問困擾著我:劉起釪為什麼活得沒有尊嚴?
劉起釪1917年生於湖南安化,是著名史學家顧頡剛的弟子,專攻上古史,尤以研究《尚書》聞名。他1976年3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2004年回到南京投奔子女,不料卻不得不寄身托老所,陷入窮苦且孤獨無依的境地。今年已經95歲的著名學者竟然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讓許多人不勝唏噓。
或許是因為最近在讀一本名叫《海德格爾的小屋》的書,劉起釪的處境首先讓我想到了曠世大哲海德格爾。這位以學術聞名的天才也熟諳棲居的藝術,善於設計不同功能的住所。在退休後,已經擁有兩套住房的他又在臨街的地方為自己建造了晚年住宅。待80大壽一過,他就悄然搬到新居。這套房子不如他在黑森林的小屋那樣親近自然,也沒有他的郊區住宅寬大,但生活便利,更適合度過退休後的時光。有了好的棲居地,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過得很幸福。在閱讀有關劉起釪晚年境況的文章時,我不由得想:假如他也能像海德格爾那樣善於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涯,結果可能完全不同。當然,這僅僅是設想而已。我不知道海德格爾任教時的薪水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兩點:其一,他的收入可以使他建造多個住宅;其二,德國的法律允許私人買地建房。相比之下,劉起釪老先生的工資僅有區區1900元,既買不起現在的商品房,又無權自己蓋房,當然不可能像海德格爾那樣「詩意地棲居」。2004年回南京後,他又賣掉了原有的住宅(估計是單位分配的福利房),失去了自己受法律保護的私人空間,最終只能寄住在親人家裡或「托老所」中。在此期間,他始終處於依賴「親人」和「組織」的狀態,其幸與不幸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倘若「親人」和「組織「的支撐系統出了問題,他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這種被動品格至少間接地造就了其晚年悲劇,使他不能有尊嚴地活著。
在網上查了劉起釪先生的許多資料,知道他是個倔強、耿直、天真的老派學人,研究的是艱深的學問,不善於經營生活。即使在學界,他也不算「成功者」——退休時僅為副研究員的他甚至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長期在顧頡剛的家中上班。這類人物往往既不能在政界長袖善舞,也無法到商海中搏擊風浪,只能老老實實地依賴自己所隸屬的社會網絡。其實,依賴某些結構並非僅僅是中國學者的命運——人生在世,總要依賴更大的群體。2002年,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時,我結識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人物科布,發現他「依賴」福利制度的退休生活也過得多姿多彩。年逾70的他將自己的豪宅捐給了公益組織,自己則搬到專供退休者居住的普通社區。靠退休金和政府福利生活的他依舊擁有獨立房屋,不但衣食無憂,而且能享受比較豐富的社區文化活動。拜訪他的那天恰好是社區居民聚餐的日子,他邀請我一起參加了社區午宴。在寬敞的社區食堂裡,我認識了許多情緒高昂的老人,與他們談論了旅遊、布什政府、交通、家庭倫理在內的許多話題。有趣的是,這些生活幸福的老人喜歡批評政府,總覺得當局做得還不夠好。每當談到相關話題,他們總是慷慨激昂地發言。在閱讀有關劉起釪先生的資料時,那些興奮的面孔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假如中國也有類似的保障體系,晚年的劉起釪先生就不必求乞他人的幫助,完全可以活得更好。
與海德格爾和科布相比,劉起釪先生既沒有足夠的經濟收入,也缺乏可以放心依賴的福利體系。隨著親人的相繼生病,他只能寄希望於「上面」的關懷。前幾年,他不斷寫信求救,就是想將自己從眾生中凸顯出來,獲得「有力之長者」的注意和關照。支持他的記者、學生、同事強調他是「泰斗」、「20世紀最後一位史學大師」、「宗師」,表達的是同樣的意向。凸顯自己的特殊性,是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採用的生存策略。它既敞開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被動狀態,又暴露了其殘存的等級意識和特權思想。這種精神欠缺使他們難以從制度層面考量自己和他人的處境,所期待的僅僅是個案性的特殊關照而非普度眾生的制度安排。事實上,對晚年的劉起釪先生來說,非制度性關懷已經降臨過多次,他也曾多次「老淚盈眶」地表示感謝,可他恰恰在斷斷續續的關懷中陷入了淒涼的晚景。顯然,在面對劉起釪式的困境時,單純強調他們作為個體的特殊性並無實質意義。即使劉起釪先生的學術價值因媒體的報道獲得了承認,即使來自上面的特殊關照改變了他最後的生存軌跡,其他的「劉起釪」們依然會陷入類似的困境中,暴露出同樣的卑微品格。不將他還原為普通的公民和長者,我們就無法發現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設計出一套好的制度體系,讓所有的「劉起釪」們都像海德格爾和科布那樣有尊嚴地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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