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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攝：梁小島
這幾年，外界對廖偉棠的身份愈來愈感到迷惑，他攝影，他寫作，他畫畫，他甚至關注和參與基層民眾的訴求活動。「精英藝術家」的大帽子已經扣不住他，但遊走並深度潛行於內地和香港的經驗，並沒有讓他變成媒體圈中最炙手可熱的人物。
跨界的潮流依然風頭正盛，但也不再新鮮，卻讓廖偉棠更加沉澱。從曾包攬香港、台灣多個文學大獎的20幾歲的鬱悶青年，到現在正邁著波希米亞的步子，不緊不慢地看著北京、香港，乃至中國其他地方。誰說流浪的人無所牽掛，他的新書《波希香港嬉皮中國》就是有關一個浪子在路途上生發出來的欣慰、悲憫、反思和憂傷。詩人，仍是他最認同的身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約20年前，內地獨立導演吳文光拍攝的紀錄片《流浪北京》，是第一次向外界公開那些詩人、畫家、搖滾樂手等被稱為「文藝青年」的生活形態。他們或分散或群聚在北京尚未拆遷的條條胡同裡，一方面要忍受貧瘠的物質生活帶來的窘境，另一方面則絲毫不停止的朝內裡的精神世界攀爬，或以創作作為自虐的方式，享受從極痛中迸發的剎那解放。
觀者都震驚了！竟然真的有群「癡人」願意相信烏托邦的存在，並真的願為此而忍受現實的痛苦，更不惜以包括婚姻在內的任何手段到達國門之外的幸福國度。
10多年後，在南方出生和長大的廖偉棠，第一次在香港看了《流浪北京》的光碟，雖然那時他已習慣在藝術家朋友們中扎堆，但詩人的敏感和骨子裡攜帶的自由，還是讓他對曾經無所畏懼的冒險精神，對摒棄循規蹈矩的生活的勇氣和創造力產生共鳴並為之敬佩。
為了生活的藝術
「吳文光所描述的那一代人的精神，一直在延續的，也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當然理想主義不一定都是好的，裡面也有自我欺騙的虛榮。」坐在中環一間咖啡館的廖偉棠，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咬文嚼字地說。因為略胖的身形和和善的面容，令他一下子便能打入「群眾中去」。
他的理性就這樣令他即便四處流浪，也不忘偶爾停下腳步，回想決定出發的初衷。
3年前，因為不斷積累的厭倦感，他結束了在北京長達5年的「漂流」生活，返回香港。而在旅居北京之前的幾年，是他以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真正與香港的地氣接連的幾年。作為第一代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在等待申請赴港的15年排隊期間，他還分別在廣東新興、珠海、廣州3座城市停留。然而，他並不承認自己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精神與小時候的遷徙有直接的關係，當初令他奮不顧身、甚至「日夜謀劃」去北京的動力，完全來自90年代末初到北京的震驚：「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著。」他在《青春到處便為鄉》裡寫道。
「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的生活徹底拋給偶然的五年，最初我和當時北京參與的『地下』藝術家們一樣，憑著激情過活，沉浸於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波希香港嬉皮中國》，p.180）
他說他是為了做藝術家才去北京，只一個單純的念頭，可以不計成本不計利益與來自西北和東北的人交朋友，還有以北京為基地向東西南北的出遊。「在北京認識了一個搖滾樂手，可以一個月都吃煮土豆，為了把錢省下來租樂器或者排練室。這樣的人其實不少，背水一戰的追求藝術。相比之下，在香港怎樣都不會有絕路，餓不死但也不會發達。有時如果不到絕境，就創作不出極端的藝術品。」
香港謹小慎微的空氣滿足不了他的蓬勃的心性：把生活和藝術融合起來。這和品味無關，靠的是讓個體悠遊散漫的社會助力，那確實是奧運前的北京。
撤離京城
這也正對了他悠遊散漫的性格。去北京前，他只做過香港二樓書店的店長，「因為買書可以有很大的折扣。」來香港前，他曾在珠海電視台做了2年。「一開始在新聞部、文藝部，後來乾脆去了技術部，完全沒事可幹，我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寫作上。」
各種文學獎的獎金幫助他度過了在北京最初的兩年「無業遊民」的時光，後來眼看錢就要花光，同在北京旅居的香港作家陳冠中把他帶入雜誌圈，編輯、藝術總監或者攝影師，每份工不超過1年。朝九晚五的上班要了他的命，最不濟的時候，他要依靠當時在北大唸書的女朋友的獎學金過活。
而這段時間他出版的詩集、攝影集和隨筆集，名字都與「波希米亞」、「遊走」、「中國」有關，《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孤獨的中國》、《我們再次撤離，只留下光》等，觸角卻越來越向現實靠攏。
「我做雜誌也讓我接觸了很多文藝圈不會去接觸的人，有時也為NGO作特約記者，接觸得就更深。像山西的黑煤窯，受了工傷的打工者，當你有了足夠多的感性認識，才能上升到理性的批判裡。」
他形容在北京遇到的香港故知李照興是一個雅皮，加上不靈光的普通話，使得他總能保持一份旁觀者的身份。「但我不行，我總是控制不住自己，衝到劇情中去。」後來當舊的東西開始加速消失，周圍人都在忙著談案子，談錢，談發財的機會時，他把帶不走的傢具全留給了看電梯的老太太一家，終於撤離了京城。
永遠的下一站
回到香港，意外欣喜地看到「80後」年輕人責任感的回歸。「這可能和經濟有關。以前的年輕人都顧著賺錢，現在沒有那麼多賺錢、升職的機會，反而多了時間去關心這個世界。」回到香港不久，他和太太接觸到了一個特殊群體—準來港婦女，他為隨後出版的《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拍攝紀實照片，那些直面，也成為他的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的主題之一。
「地名在地方中消失了/只餘人造景觀的架構，沒有心/公屋層疊，雨驟然下，風驟然起/在這裡的人仍在，過客也必然過去/世界破了還是重修，都不屬於你。」（《觀塘．翠屏邨》）
儘管如此，廖偉棠還是每兩個月便會找各種機會離開香港，去北京、台灣，而且看來香港又再次令他有點厭倦，未來的1、2年，他也許將旅居別處。「反正我也是一個賺不了多少錢的人，不如按自己的性子過，窮也要窮得高興點。」他說他並沒有為自由付出甚麼代價，倒是近年讀書的口味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外國文學和當代哲學，到現在的中國古典文學。他尤其喜歡杜甫，因為「關注現實之餘，對藝術的要求也特別高。」
「通常會以為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沒有社會責任感，這是一個誤會。大多數的藝術家恰恰因為太有社會責任感，才不會去接收社會的某些規範，而自己去尋找一個新的坐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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