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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
張經緯的最新短片《墨綠嫣紅》,從去年底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以來,不斷加場。每次播映結束後,還會邀請不同嘉賓作觀影分享。一出才半小時的影片,講述一位未成年吸毒少女墮胎的前後經歷,沒有明星,沒有奇觀,竟然可以持續的放映著,被人討論著。張經緯在自己的微博和facebook上,很勤奮的招呼網友訂票,上傳現場互動Video,有音樂教育家、作家、傑青、學者,把電影弄得像一場場文化沙龍,小巧又溫馨。
他之前導演的紀錄長片《音樂人生》,曾拿下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是關於一位在香港出身長大的音樂神童的成長困惑。
另類電影製作
「之前看到蔡明亮寫過一篇文章,說在傳統的電影發行制度裡,決定了電影其它環節的傳統性,比如大明星、大宣傳。像《音樂人生》沒有明星,也不是一部過千萬票房的大片,怎樣才能讓更多人知道?」
在一次《墨綠嫣紅》的周末放映會結束後,和導演坐在麥當勞裡,聽他興致勃勃地分析著現今的電影市場:「1個半鐘頭的片長是從默片時代延續下來的。在我的那個70、80年代是全民看電影,但是現在不是了,但放映廳卻增加了。那麼電影院和社會的關係在哪裡呢?是不是還一定要1個半鐘呢?」他找百老匯電影中心聊,希望能從戲院裡挖掘更多文化交流的空間。
這只是張經緯自從20多歲放棄古典音樂投入電影行業以來,所做的嘗試之一。大家知道的是他首次執導的《音樂人生》一炮即紅,又特別強調他的音樂出身,可是他和電影的結緣早已很深。「我是真的受過學院訓練的電影人的。」他帶著開玩笑的口氣說起這個確實存在的事實,指的是他在紐約深造音樂時,中途決定轉去念本校的電影學院,「但其實讀了電影課程,並不會有怎樣的特別。」他無所謂的說。但他後來憑借在校習作、講香港回歸的短片Farewell Hong Kong 入圍了國際重量級獨立電影節Sundance,令校方刮目相看;回港後他曾為許鞍華寫下劇本《天水圍的夜與霧》,曾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最佳故事獎」。
作者已死
但他一開始就刻意與電影圈的製作方式保持距離,「後來我也與很多導演聊過不少的大的電影項目,但最後我都拒絕了,只是憑直覺覺得那不是我想做的東西。」
真的開始拍片,他發現,過去十幾年的音樂訓練有很大的正面輔助。古典音樂對不同的曲式有著非常嚴格的定義,「比如迴旋曲、奏鳴曲等等,對比中國音樂,它有一種邏輯性的美感,這讓我對電影的form和結構很敏感。另一個是剪輯的節奏,鏡頭的長度,取決於鏡頭要帶出的訊息,就像脈搏的跳動一樣。」
他選擇拍紀錄片,也是要打破一般人對這種類型片的看法,「《音樂人生》拍出來後,一位女拔萃的中學生說她不知道如何叫這套片,她說,紀錄片應該有畫外音的,像《鏗鏘集》那樣,但《音樂人生》裡的人又是真人出演哦,能不能就叫『真人故事片』。這個尷尬的地方,不是因為她不聰明,而是她對紀錄片不瞭解,原來紀錄片都可以有不同種類。」他拍過講述綜援家庭的紀錄片《歌舞昇平》,而他的下部作品,則要講述一個關於居港權問題的故事,是他跟隨一個福建女人將近4年拍攝的成果,「其實拍這些並不難,我並不是日日拍,現在拍電影的成本不斷降低,讓我拍很多東西都很隨意。」他特別不喜歡強調電影的題材和體裁,因為有影評人曾說過他的影片與邊緣人群體的關係,他不置可否,因為他相信「作者已死」,「觀眾後來看到些什麼,其實不是我的決定。我拍出來,社會怎麼看它,不是我能控制。在一個黑暗的空間裡面,你看完以後,加了你自己的人生經驗,才完成電影。我給你提示,你產生意義。」
所以他很看重和觀眾的溝通。「我是幸運的,再抱怨做電影難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入行遲,但拍電影不像學音樂,越早越好。拍電影反而需要生活經驗,我同觀眾溝通的是我對生活的感受,而不只是打光好不好看,鏡頭美不美。」 ■文:梁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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