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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宋朝的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緒比較熾熱。這樣說，不僅因為有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警句在，主要是士大夫群體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精神上比較自由，說話辦事不必繞彎子，沒有戰戰兢兢、恐懼懷危之感。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國家，能夠免除人的精神恐懼，無論如何是一種進步。
以往朝代，直言勸諫君主者不少，但那些人都是寧可失去性命，也要說出自己治國觀點的「敢死隊成員」，直言真語的背景襯托著蒼涼和悲壯。宋朝的大臣卻比他們輕鬆得多，那些奏摺，動不動就批評「祖宗之法」，動不動就對當今國策指手畫腳。皇帝也並不咬牙切齒。
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不在於某個皇帝的脾氣秉性，而與宋朝的國策相關。宋代頗有供人深思之處：一方面是極權政治的不斷加強，一方面是文人議論的相對自由。這兩個方面，幾乎是事物的兩個極端，然而在宋代卻得到了和諧的統一，沒有大智慧是萬難做到的。一般來講，極權政治必以禁錮言論相隨。宋代統治者智慧何在？其實即在於「未嘗誅殺大臣」。人的生命既無危險，議論自然就有了；議論多了，擇善而從，皇朝也就穩固了。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中云：「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皆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宋史》曰：「考宋之立國，元氣在台諫。」士人獲得道德，不在於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在於可以直抒己見，「異論相攪」。當然，宋朝的「異論相攪」，似乎不能單純理解為言論自由，實質更是一種政治智慧。皇帝讓政見相左的大臣共處一朝，可以使他們相互牽制，以便君主的統治更加穩固。
宋朝人對唐代政治多有微詞，而不是如我們一樣青眼相加。范祖禹說：「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中國雖然在漢朝就確立了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在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遲至北宋時代。北宋統治者採取的三教並用政策，既使宋代思想學術發展取得了寬容環境，繁榮了儒學，也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變得高敞。「禮義廉恥」，乃「國之四維」，是宋代士人極力提倡的社會道德準則，分量幾乎和漢儒的「三綱五常」等重。也就是，宋代士大夫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天下興亡緊密相連。
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宋代也有將道德泛化的弊病。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針對高利貸而制定的青苗法出台。它把以往為備荒而設置的常平倉、廣惠倉的錢穀作為本錢，在夏、秋青黃不接的時候貸給農戶，稱為「青苗錢」，收成後加息20%，隨夏、秋兩稅納官。推行青苗法的用意，在於使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免受高利貸盤剝，解決農民缺糧少食的後顧之憂，把精力放在發展生產上。同時，國家也能從中獲取利息。但是，這條改革措施在執行的時候，出現了不少偏差。黃仁宇指出：「『青苗錢』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干農民，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以集體負責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可見，上層的改革預想和實際執行結果並不一致。大宋一直提倡的道德，在現實面前打了很大的折扣。
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最終失敗了。學者對其原因有深刻的剖析，此處不需摘引。倒是高層對這場改革的指責，極有深味。當王安石的學生鄭俠，把蝗災、旱災所造成的饑民困苦的情況，繪成《流民圖》呈給神宗以後，廢除新法的呼聲特別高亢。反對變法的人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提出非難，而且使出了怪而不怪又十分奏效的一招：反對者用很大的氣力，在道德上尋找王安石的瑕疵，以道德為突破口，實施打擊。有人對宋神宗說，王安石這個人看起來挺質樸，其實很狡詐。有人指責王安石「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誘惑皇帝，使其「聖德」遭受玷污。還有人煞有介事地提醒宋神宗，王安石有「異志」，他在覬覦皇帝寶座。總之，變法那段時間，不僅王安石的道德受到譭謗，甚至任何一次自然災害都被說成是變法違反天命所致，都會被用為攻擊變法的口實。
在注重道德的氛圍裡，常常會出現三種怪異的現象。其一就是真假道德泥沙俱下，假道德扮作真道德，魚目混珠，蒙騙世人；其二則是某些人以道德為武器攻擊敵人。人而無德，還能叫人嗎？連做人都不配，哪裡還有資格做別的事；其三就是道德流於形式，被失德所架空。鄧小南教授曾說，宋王朝有意識地強調禮義道德規範，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獎懲、刺激。在這種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脹，使其極易與目的發生錯位，所謂「君子」為追求褒揚升遷而力圖彰顯其立場與「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圍緊張的情勢下，即使是正常認識差異、學術文化問題也可能被人為政治化、道德化。不合理地將道德標準過度拔高、涵蓋一切，會導致道德實踐的虛偽。
美麗的道德，一旦成為一些人的道具，骯髒和齷齪就會披著她的面紗行走於世。比如，宋仁宗天聖年間的李應幾本來貪暴不法，卻邊貪邊升，官至工部侍郎。宋仁宗大惑不解：李某人貪污這麼厲害，怎麼還加官晉級呀？宰臣王欽若對曰：「應幾素無廉節，然監司未嘗按舉，故累資至此。」（《續資治通鑒長編》作「李應機」）宰臣的理由很可笑，但也是實情。再如，官吏經濟違法活動，是宋朝政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宋代「粗有節義者，皆以營利為恥」，可是官商相互勾結的現象比比皆是，官吏「懋遷往來，日取富足」成風。尤其自宋徽宗以後，法度被君相臣僚們玩弄於股掌之上，什麼不道德的事情都可能出現。常平倉米在賑糶時「公吏非賄賂不行，或虛增人戶，或鐫減實數，致奸偽者得以冒請，饑寒者不沾實惠」。這些官吏的瀆職行為，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判斷起來並不難，卻成為官場痼疾，解決的難度很大。
貪污受賄是極大的不道德，但官吏玩弄起道德和法律來有恃無恐。原因何在？其中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視。一是貪官污吏裡外勾結，上有保護傘庇護，下有關係網籠罩。宋人袁采說：「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二是反腐制度和措施本身的缺漏。就嚴懲貪官污吏來說，宋政府有細密的法條，然而常常有法不依，或者執法不嚴。譬如，宋太宗時，殿中承王淮「盜主守財至千萬」，「當棄市」，但因為他是參知政事王沔的弟弟，「杖一百，降定遠主簿」了事，而祖吉「贓少乃伏誅」。（據《宋代政治文化史論》）這些事例，其實道出了法令因人而異的荒唐現象。上層如此，下層哪裡會嚴格執法？哪裡又會有尊法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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