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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狗行動展示了國人精神的昇華。 網上圖片
王曉華
4月15日，一些志願者在高速公路上攔截了載有520隻待宰狗的卡車。在那個瞬間，部分國人將愛之光投射到其他生命身上，擴展了慈善理念的邊界。這是個注定要寫入中國歷史的事件，其意義遠遠大於人們的現有評估。
不過，這個行動的發生雖然有其內在的邏輯，但它顯現的高遠視野和深厚情懷無疑超越了大多數國人的精神現狀。於是，不解和誤解在所難免。高雅的批評家稱這種行動暴露了「中產階級的偽善」，質樸的懷疑者則再次追問「救人與救狗」的先後順序。這兩種反對意見貌似不同，實際上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在許多人還未過上幸福生活之時，關愛貓狗之類的動物難免顯得奢侈。
作為資深的生態主義者，我曾無數次聽到類似的反詰。有些人每次拋出牠們時，臉上總是顯現出咄咄逼人的表情，似乎真理真的不言而喻。或許是剛剛看過《無主之城》這部電影的緣故，對攔車志願者的質疑首先使我想起了其中的數個畫面：
幾個巴西問題少年手握手槍，追趕一隻可憐的雞，邊向牠射擊邊發出冷酷的笑聲；殺戮之心驅使著他們，讓他們快步穿過人群、街道、車流，決意要置這個弱小的生靈於死地；意味深長的是，這幾個對動物極端冷酷的少年，面對自己的同類時也同樣毫無憐憫之心，常常如殺雞般殺人。
在看這些片段時，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如下信念：人是動物之一種，他怎樣對待其他動物，就會怎樣對待自己的同類。在人毫無顧忌地殺害動物的時代和地方，人類中的弱勢群體常常被等同於動物，擁有類似於動物的命運：古代的奴隸常常被刺瞎雙眼，做「畜生一樣的工作」；男性中心論視野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界，因而被統治和壓迫乃是她們必須承擔的命運；用來比喻勞工階層的名稱常常是動物性的（豬玀、猿猴、馬、騾子等）。受這種邏輯支配，一個人倘若被稱為畜生，其生存權和價值就會被否定、忽略、歸零。即使在誕生了動物權利理念的西方，堅持上述立場的仍不乏其人。1972年，劍橋大學的某位學者匿名發表了《為畜生權利辯》，對主張女性權利者極盡嘲諷之能事：
如果把權利應用到女性身上是合理的，那麼，為什麼這個觀點不能應用到貓、狗、馬身上？這些論證對那些「畜生」是同等有效的，但認為畜生擁有權利顯然太荒唐，因此，通過這種推理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不合理的，而如果應用到畜生那裡是不合理的，那麼應用到女性那裡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兩種情況運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論證。
將女性等同於「畜生」無疑令人憤慨，但它的的確確發生過，這說明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擁有共同的命運。意識到了這個事實的人們開始改變僅僅關愛同類的做法，努力擴展人文關懷的邊界：「我們如果只追求黑人、婦女和其他被壓迫群體的平等，而否認要對非人動物給予平等考量的話，那麼，我們的根基是不穩定的」。恰是出於這種體認，保護動物的思潮和實踐才在世界範圍內興起。攔截運狗車的行為就源於上述精神譜系。它體現了超越物種界限的大愛。
當然，反對者可能會說：即使承認你所說的邏輯，但我們必須正視動物權利與底層利益的不一致性—在人均GDP尚不高的情況下，過早提倡動物權可能損害底層個體的利益。這種說法假定了動物保護與底層利益的衝突。可是，在攔截運狗車這件事上，真正的利益衝突發生於底層與中產階級之間。被攔截的運狗車主每跑一次可以獲利近萬元，每年的進賬高達數十萬，其收入已經完全超過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包括部分志願者），他與志願者的衝突絕非底層個體與中產階級的衝突。事實上，底層個體並不是食用（貓狗肉對於他們來說並不便宜）和販賣貓和狗之類動物的主體。從根本上說，他們非但不會在相應行為中獲利，而且只會深受其害—其一，他們視為家庭成員的貓和狗常常被偷盜和捕殺，並因此蒙受精神和經濟上的損失；其二，對待動物的邏輯最容易反射到他們身上，其獲得平等權益的進程正在被這類邏輯所阻延。
寫到這裡，我知道反對者還會拋出最後的殺手𤥀與人有關的動物那麼多，你為什麼單單保護狗，難道豬、羊、牛、雞等動物比狗和貓卑賤嗎？保護牠們，還不是因為牠們與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關係更加密切？此類說法雖然揭示了當下動物保護實踐的局限性，但其邏輯本身是成問題的—它等於說：其一，如果保護不了所有動物，就不應該保護任何動物；其二，倘若你殺一類動物，便可以殺所有動物。按照這種邏輯，我們只有兩個選擇：或者不殺任何動物，或者所有動物都殺。在食品問題解決之前，「不殺任何動物」無疑行不通，所以，堅持這個立場的人往往會走向「所有動物都可以殺」的極端。與他們相比，當代動物保護運動採取了一種漸進的行動策略：減少被迫害和殺戮動物的範圍，增進自然生命的總體福祉。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野生動物首先獲得了全面保護，狗和貓等與人類親近的動物也相繼被納入關愛和尊重的範圍。隨著保護圈的擴大，發達國家和準發達國家的肉食譜系迅速縮小（如韓國的年青一代已經放棄並抵制進食狗肉的「傳統」）。部分中國人提倡不吃狗肉和貓肉，體現的就是這種思路。它雖然是過渡性的，但依然見證了愛的領域的擴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攔截運狗車事件見證了國人精神的昇華。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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