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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3月15日，近50名作家聯名發表《「3．15」中國作家討百度書》。讀到這篇激情洋溢而又不乏理性的文字，我首先想到的是2002年訪美期間遇到的趣事：為了回饋我的禮物，美國教授科布送了我本薄薄的小書；當我開玩笑地表示要另一本較厚的專著時，他連忙直率地表示：「你可以到書店買一本。」科布並非小氣之人，曾將自己的豪宅捐給慈善組織，自己則搬到簡陋的退休公寓中居住。如此慷慨大度的人為何在乎區區一本書呢？後來，我果真到書店買了那本價格不低的書。科布知道後很高興，坦言他會因為我的行為獲得較高比例的版稅，認為這是對他勞動成果的承認和尊重。在聽老先生如是說時，當時還常常「恥於言利」的我接受了一種明晰的觀念：文化人憑借自己的勞動獲得版稅是完全正當的權利，完全不必「猶抱琵琶半遮面」。
隨著對西方知識分子史的研究，我弄清楚了這種理念的誕生蹤跡：在市場經濟體系確立之前，西方知識分子或為宮廷教師，或為貴族的秘書，或為貴夫人的情人，基本上處於依附狀態；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西方知識分子才打響了謀求自治的獨立戰爭；從17世紀開始，西方的報刊和圖書出版業漸趨發達，知識分子可以直接以自己的知識生產獲得報酬，甚至過上體面的生活；原來只能處於寄生狀態的他們從此普遍走向獨立，人類則迎來了偉文本層出不窮的時代。正因為如此，包括科布在內的西方知識人才對版權和版稅問題如此敏感。
由此反觀百度和網民的侵權行為，網民不難發現其觀念上的滯後：在未付費的情況下，網民依舊上傳文稿，反映了不尊重知識勞動的態度；百度沒有設計出檢查、過濾、制止侵權行為的系統，同樣敞開了輕視他人權利的立場；相應法規的缺席更說明相應權利還處於無保護狀態。普通網民和上市公司的行為如此不謀而合，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據我所知，百度的創始人出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有興趣在文庫中上傳小說、散文、傳紀的網民也大都出生於上個世紀50-70年代，這可能並非巧合。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中國爆發了一場以蔑視知識為特徵的「革命」，其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曾響徹共和國的上空。1966年6月，作家的稿酬被革掉了。在以下的10年時間裡，他們只能無償地寫作。直到1977年，中國才恢復了稿酬制度。在這個階段出生並長大的人，恐怕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那種氛圍。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人們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觀念：知識本應為「人民」（進步階級）服務，不應該成為獲利的手段。1958年9月29日，張天翼、周立波、艾蕪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們建議減低稿費報酬》一文，完整地表達了這種知識觀：
我們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作家，是不會為稿費而寫作的，一定能夠在全國人民向共產主義社會大躍進中，一心一意創造更好更美更完善的共產主義的文學……這樣一來，長篇巨著，一定會大量地湧現出來。我們敢預言：文藝創作真正繁榮的時代業已到來了。
不幸的是，在取消稿費的十年間，中國知識生產走向了繁榮的反面。同樣不幸的是，失去稿酬收入的作家和學者只能依靠為他們提供工資的體制，其知識生產完全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和行政體系（如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享受正局級幹部的待遇）。在這種依附狀態下，作家和學者難以自由地從事知識生產，當然無法提供好的精神產品。到了1977年以後，中國恢復稿酬，開始重新尊重知識人的勞動，我們的知識生產才有了起色。到了21世紀，大陸出版業日益繁榮，鄭潔淵和韓寒等作家因為有了豐厚的稿酬收入而獨立於體制之外，真正站了起來。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不尊重知識的遺風依然存在。互聯網雖然是新新媒體，網民雖然是公民中熱愛高科技的人士，但不少參與網絡文化建設的個體和公司依然延續了蔑視他人權利的行動慣性。上網「免費看電影、電視劇和小說」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恰是為了滿足這種心理，許多人不解決版權問題便上傳文稿。大多數上傳者並不能通過自己的行為獲益，還以為自己做了普度眾生的好事。然而，知識固然可以普度眾生，但其獲得要經過恰當的程序，否則，獲益者就會成為事實上的盜竊者。百度公司利用這種滯後的公眾心理，擴大自己的瀏覽量，不但為偷竊者提供了「基地」，而且本身也淪落為作家眼中的「惡物」。 別人偷你的東西，你肯定會維護自己的利益。作為知識產權的擁有者，作家當然也應該這樣做——這確實是他們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50位有勇氣的中國作家發表維權聲明，不過是行使自己的自衛權利而已。支持他們與支持其他的維權者（街上的小販、廢墟中的釘子戶、拿不到血汗錢的工人）並無本質區別。
只有每個人的權利都受到尊重，所有人的權利才能獲得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3．15」中國作家討百度書》引發的是一場與每個人相關的權利保衛戰。如果這場保衛戰失敗了，受害的將不僅僅是少數作家，而是所有中國人。令人高興的是，在這場保衛戰繼續數十天後，百度公司開始刪掉侵權文稿，承諾「用最好的機制」保護作者和讀者的權益。我希望這種承諾能夠盡快變成現實，祝願更多的權利保護戰以勝利告終。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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