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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刻叫做「無憾」，那麼國畫大師吳冠中先生在最後的歲月，向香港藝術館無償捐贈個人水墨畫的經過，足以令主要參與者、藝術館「虛白齋中國書畫」館長司徒元傑刻骨難忘。在這座公營博物館內服務長達25年，司徒元傑更願意將之看成為一間知識分享、人文傳承以及人性關照的公開學校。他很容易就不知不覺踏入歷史的情境裡，再把他的感動融進現場的展覽中。 ■文、圖（部分）：梁小島
香港電台電視部的編導謝家豪，形容他所接觸的司徒元傑「很不公務員」。之前為拍攝港台節目《情迷博物館II》而跟隨司徒元傑北上杭州，探訪豐子愷故居時，他常常能被後者的情緒所感動。「回來剪輯時，發現館長有一個口頭禪：好難得。」司徒元傑記得他在老先生位於白馬湖的故居內，見到一架鋼琴時的觸景生情。「一般人只知道豐子愷在漫畫上的創作，其實他在民國時期不遺餘力的推廣音樂教育，後來還編了教材。那架琴就是他當年練習或創作音樂而保留下來的原物。」
藝術家的關懷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感人的地方，我走到那裡已經嚇了一跳。見到第一間屋是李叔同住過的，之後一間住著朱自清等等。一幫民國時期有抱負的年輕人或學者，走到一起暢談教育理想。我當時就像走回到那段歷史中。」豐子愷畫作展是藝術館明年年初的展覽項目，這個主題的選擇，也透露出司徒元傑的個人情結。「豐子愷的特色，並不是中國傳統的文人畫，而且他創作的畫幅都比較小。但在美學和人性方面，卻是用藝術表現真性情。這從他對兒童的情感和關懷中很強烈的表達出來。此外，他在作品中還涉及到佛教對善的理解，光是這幾點，也有足夠的東西可講了。」
同樣的，司徒元傑還記得一次為了做李可染的展覽，去北京看真跡，以及和李老的後人聊天的情景，了解到了許多大師背後「實實在在的東西」。「去年我去杭州路過潘天壽教授紀念館，當時有人告訴我說，門前那條西湖邊上的南山路，當年就幾乎寫滿了批鬥潘教授的大字報。我走在那裡，那種感覺又來了。」司徒元傑總在反思，為何20世紀中國偉大的藝術家的遭遇總是如此坎坷？「但他們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還能堅持藝術。」每次北上探訪，回來後他和助手們便會將背後的故事整理出來，發給館裡的導賞員，讓他們在現場給觀眾分享。他近幾年還留意到視像媒體的作用，把策展的過程變成影像記憶，送到學校播出。「自己要先能投入感情進去，效果才會有很大的不同。」
難忘吳冠中
2010年6月25日，司徒元傑經歷了一場如過山車一般的情緒波動。當日下午6點半，他在傳媒招待會上正式宣佈，中國畫大家吳冠中先生再次向香港藝術館贈送五幅水墨畫，這已是藝術館第四度接受他的無償捐贈。會議結束時，司徒元傑突然想起吳老的生日快到了，連忙叫回記者，對他們說會把新收到的作品加入展覽中，作為給吳老的生日禮物。當晚離開辦公室已是深夜，他還處在興奮和激動中，萬萬沒有想到，吳老也就在同樣的深夜裡靜靜的離去。
去北京參加吳老追悼會的時候，他了解到了更多的細節。原來，從2010年3月開始，藝術館曾以數月展出吳老三次捐贈的畫作，吳老曾向司徒元傑表達想親自來香港和觀眾見面的想法，但因健康問題而未能成行，「於是我就在展出期間，不斷收集觀眾在意見簿上的留言，最後整理了一份報告，6月初時，托人帶給吳老。他在病房裡翻完了這份報告，一周後就托兒子說要捐畫給我們。交接手續完成之後，直到他走前的最後一刻，他再也沒有說過話。」司徒元傑在吳冠中去世後曾接受媒體訪問，在聽到他回憶吳老的點滴時，現場記者無不潸然淚下。在司徒元傑心中，展品的社會意義與它的市場價值不一定總成正比，雖然他也要承受來自向政府申請財政預算的壓力，但他更看重的是前者。
是展覽更是教育
司徒元傑自小對中國畫有濃厚興趣，上中學時，已經臨摹了整卷的《清明上河圖》。「《富春山居圖》我也臨摹過。」中學畢業後，赴英國修讀藝術教育。「這一科很冷門。其實我也是想學習一種方法，就是怎樣通過藝術去進行教育，或者怎樣用教育去演繹藝術。」返港後在港大完成了中國藝術史的碩士學位，正式研究自己感興趣的中國畫。
他的個人氣質，其實更接近老師這個職業。「我是先做老師的。我曾在一間官立中學做過短短的幾年藝術老師，所以我的角度總是從教育的角度出發。」
「但是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責任，不能教錯或者給演繹錯了。比如，你可以在宣傳中說，豐子愷是黃玉郎的祖師爺，或者乾脆說是『中華英雄』的祖師爺，一定很吸引人。但我們不能這麼說，相反，我們要說豐子愷的漫畫和黃玉郎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除了20世紀中國文人畫大家作品展，中國傳統古畫也是司徒元傑致力推動的重點。年底他將赴日本，和大阪博物館商量出借其館藏的宋、元中國畫。「別看我們是公家博物館，吃閉門羹的次數也非常多。」「而你的感情也會自然決定你選擇藏品的角度和意義。」
獲得捐贈只是工作中的錦上添花。「事業中遇上吳冠中先生，簡直是三生有幸。但更多的時候，是真正參與這個分享的過程，並讓更多人受益。藝術品不是死物，它們同人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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