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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有一天和來自北京的詩友在灣仔閒逛，他看見街上有一家古老的典押店，便說：這裡還有「當舖」呢！我不是稱職的導遊，也不大懂得街道和店舖的典故，只好胡亂地開一點玩笑，比如說：當舖從來不押人。
邊走邊想起，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到澳門，逛街時看見一些當舖，倒也覺得跟香港的很不一樣—進門處沒有高高地遮擋著押物者的木屏風（上面總有一個很大的「押」字），朝奉先生的櫃檯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倒有點兒像戲院售票的窗口，押物者跟朝奉先生議價的時候，似乎不必仰首而居於下風了。
不大遮擋和不大高高在上，如今想起，大概可以想出一點舖面設計上的含義吧。這麼多年來，香港的當舖也許不免在經營手法上起了一些變化，只是在外觀上，依然保留著最古舊，甚或是最保守的架式。
北京的詩友對街上的樓房店舖都好像極感興趣，也就像我到成都旅遊，詩友帶我去見識驢馬市、帶我去逛糞草湖，都嘗試從街道、樓房和店舖開始閱讀一個陌生地方的內容。北京的詩友發覺香港有古老的當舖，我也發覺成都有當舖，當舖可能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吧，因為當舖跟一般店舖不一樣，裡面不買什麼，也不賣什麼，買和賣卻以另一種形式進行，如此而已。
有一次，足球教練吳偉民告訴我：從前球鞋也可以「上當」，當了球鞋來解決歇暑期間的生活，落了班支了上期，又把球鞋贖回來，就好像棉胎夏當冬贖那樣普遍。也想起舒曼雅歷斯（Sherman Alexie）的一首詩，叫做《進化》（Evolution），當中記載了印第安人的當舖故事：
「水牛比爾在保留區開了一家當舖／剛好開在酒舖對面的邊界／而他每周七天，每天開舖二十四小時」；「而印第安人進進出出，帶來珠寶／電視機，錄像機，沒有駁口的鹿皮套裝／那是恩尼茲繆思花了十二年製成的」；「水牛比爾接收了印第安人典押的一切，存放於／分類歸檔的儲藏室。印第安人／典當他們的手，最後只剩下拇指，他們典當了」；「他們的骨骼，無止境地從皮膚沉降／而當最後一個印第安人典當了一切／除了他的心，水牛比爾付了二十美元便照單全收」；「然後關閉了當舖，在老字號上髹上新的標誌／將他的業務稱為美國土著文化博物館／每名印第安觀眾要付五美元購入場卷」。
每一家當舖也許都有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大概沒有多少個故事比《進化》所說的更刻意平淡而更覺荒誕了。我城的當舖還保留著高高在上的櫃檯，可是城裡許多店舖已經早已不時興這種門面設計了。從前有一些戲院和遊樂場的售票處，總是設計得像一個細小而略帶深沉感的窗洞，小時候老覺得裡面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在內地一些小鄉鎮還可以看到相類的窗洞設計，比如觀光熱點和車站的售票處，站在窗洞前跟裡面的人說話總覺得特別費勁，而且隱約也有一點跟權貴攀談的心理威脅。
在灣仔的橫街上，看見一家古老的紮作店。紮作店也老給人陰森感，簷下總是懸著塵封的衣紙，光線暗澹的店內總有舊式的帳簿通書文具香燭彩紙和竹枝糊紙的紮作。我城的環頭環尾還殘存著這樣或那樣的古老店舖，沾滿灰塵也許就是日漸式微的見證。在紮作店買了一份香港街道圖，後來才發覺，地圖上的天水圍和調景嶺還沒有屋苑，還沒有港鐵站，那彷彿就揭示了新舊交替的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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