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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阻撓和反對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正是擔心以國家主體龐大經濟為載體的價值觀正在影響幵乃至最終會同化香港社會的傳統價值。這同反對派欲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推行西方政治模式，本質是一致的。於是，香港的反對派就作出合乎其立場和利益的選擇—阻撓和反對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同時，鼓吹香港和國家主體一起推行西方政治模式。這就是反對派領袖人物和骨幹所提倡或追求的「宏觀視野」。必須指出，這不是香港社會所需要的宏觀視野。後者與前者正相反—在經濟上，必須堅定地加快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在政治上，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必須考慮同國家主體的政治關係，二者必須協調以促進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融合。
葉蔭聰先生在2011年6月6日《明報》B4「觀點」版發表《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批評「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幵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分民主派中人一邊喊幵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分子與青年，要守幵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他的結論是：今天，「香港與中國大部分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是競爭，另一方面有幵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持』誰，」而是具有共同的使命。
葉蔭聰的文章不是孤立的。就在今年「六四」當晚，「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表示是到了「反守為攻」的時候了；翌日，《蘋果日報》在報道李氏談話的標題中就用了「反攻大陸」的字眼。
反對派政治圖謀跨越了「一國兩制」界限
無論使用怎樣的措辭或論述，香港的反對派已經把他們的政治圖謀跨越了「一國兩制」的界限，他們不僅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複製西方政治模式，而且，欲以西方政治模式重塑國家政治體制，在這一點上，他們心目中已無「兩制」差異而是竭盡全力改造「一國」。
然而，反對派一方面公然鼓吹「一國」政治體制同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齊；另一方面卻力圖促使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趨勢停頓甚至逆轉。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在2011年6月8日《明報》A32「觀點」版發表《回應特首曾蔭權的「深思」挑戰》，繼續為公民黨策動港珠澳大橋工程司法覆核辯護，並且，以所謂「中港融合是否不惜代價」蠱惑人心的責問來煽動輿論，企圖阻撓和反對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
仔細分析就不難理解，反對派阻撓和反對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正是擔心以國家主體龐大經濟為載體的價值觀正在影響幵乃至最終會同化香港社會的傳統價值。這同反對派欲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推行西方政治模式，本質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全面審視現時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經濟關係，二者頗不平衡——在政治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尚未能如反對派所願複製成功西方政治模式，遑論西方政治模式向國家主體推廣；在經濟上，國家主體大體已建成既具市場經濟規範又區別於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體制，並且，正以其經濟龐大規模向外部世界傳遞幵不可忽視的示範效應，香港以其小型經濟規模在融入國家龐大經濟體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前者影響。於是，香港的反對派就作出合乎其立場和利益的選擇——阻撓和反對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同時，鼓吹香港和國家主體一起推行西方政治模式。
這就是反對派領袖人物和骨幹所提倡或追求的「宏觀視野」。必須指出，這不是香港社會所需要的宏觀視野。後者與前者正相反—在經濟上，必須堅定地加快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在政治上，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必須考慮同國家主體的政治關係，二者必須協調以促進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融合。
反對派擔心兩地融合收縮生存空間
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必須既體現進步觀念，又切合實際情況。假如香港依然處於英國管治之下，她可以也可能由「殖民管治」向英式民主政制轉變。問題正在於，那是一種「假如」，香港已實實在在地轉變成了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另一方面，假如香港依然為英國所管治，近10多年來，她能夠從國家經濟騰飛中取得如此巨大的得益嗎？所以，不能生活在「假如」的空想或幻想之中，而是必須面對活生生的現實。
從2003年6月29日以來，目睹CEPA生效並不斷深化，反對派在長達約7年的時間裏一直對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持默認的態度。只是2010年下半年以來，眼看幵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步伐日益加快，反對派自覺如繼續置若罔聞則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才出聲反對和出力阻撓。然而，大勢已去，螳臂豈能擋車？
世界大勢，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對派會說：民主不正是普世價值，香港和中國內地實行民主不正是順應世界大勢？回答是：民主一般原理固然相同，但是，民主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實現程度和方式因不同國家（地區）歷史條件和現實狀況不相同而呈現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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