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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時代的回應:羅家倫對近代中國史的追求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1-07-09]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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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家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侯勵英

引言:生平介紹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主修文科。1920年秋,羅家倫獲取獎學金,得以赴美、英、德、法等地進修,專攻歷史與哲學。1928年,羅家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隨後亦曾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抗日戰爭結束後,羅氏出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出任駐印度大使。兩年後赴台發展,先後任國民黨中央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中國筆會會長等要務。羅家倫的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觀》、《新人生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玄學》、《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開國名人墨蹟》、《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等,當中充分表達其對中華民族和國家前途的關懷,亦可體察其對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視。

倡導近代中國史的研究

 羅家倫認為「近百年來獨殊之近代史,吾人所以研究此者,蓋以與吾人最親切,最有關係。」而且,中西「兩種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民族生存問題所關)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無一而不持戰,此等大變,亦世界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問題。」他固然不反對史學家從事古代史的研究,只不過他更重視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而已,提出「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這正好反映他身處於憂患的近代中國時局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救亡」情意結。羅氏曾強調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

 「最近人事的歷史,影響於人類,或是人類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

 然而他也窺探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學術界中,要推動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實是困難重重的。據他的分析,這是由於治史者或好古心作祟,或怕受個人主觀情感影響,或恐怕史料不足,故不敢涉足於此領域。雖然羅氏十分體諒當時史學家的憂慮,但是,他亦就這些疑慮提出自己的見解。大體而言,羅氏認為:

 「第一、 從學術的眼光看去,甚麼材料都應當平等看待。古代的殘磚斷碣,對於歷史的重要,不見得就高於近代的告示公文。

 第二、 因時代太近,恐怕牽涉自己的好惡,的確是一件可顧慮的事。史學家重在客觀,不能以主見來影響事實的真象。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史學家一個重要的信條。

 第三、說到許多文件不能公開,的確是史學家一件憾事。寫史書的人,誰不願意把所有在他研究範圍以內的材料,通通看見,成一種名山不朽的著作。但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羅氏強調「史書就是永久不能有最後定本的」,指出當有新的考古發掘,新的文獻發現,即使是古代史的標準著作亦將會因此而變改。

提出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方法

 羅家倫進一步申明研究工作必須先從搜集史料著手,繼而「整理、考訂、發表」。他強調「歷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由是,近代中國史的研究也是先由史料叢書的編訂入手,這是基本而刻不容緩之事。換言之,羅氏倡議研究近代中國史的方法,便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他再指出「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將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羅家倫坦言道「大史學家是從史料的灰堆和凌亂的文件裡產生出來的」。他也特別提出史學家務必要有非比的耐性來從事資料的蒐集,他解釋說:「因為材料不是全部可以收齊,所以只能隨得隨編,不能問年代的順序,或是事件的先後。不望短期有大批的發表,只望能夠持之以恆,做一種日積月累的工作。」

 羅氏還提出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應注意「檔案文件」、「官書」、「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禁書」、「專家著述」、「定期刊物」、「圖書照片」等,而且不獨搜集本國的資料,還需要網羅外國的材料。他提醒史家「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不過,他也強調「外國材料固須充入參考,但是他們的態度、立場、背景,是時時應當放在心上的。而且真偽問題,也須注意」。可見羅家倫對史學方法亦有相當謹慎而成熟的見解。

 羅家倫繼而提出在整理及考訂資料完畢之後,就必須進行「專題研究」,提出所謂「摩洛格拉夫」(Monograph)的科學史學方法。他認為「一個大問題裡面,往往包括許多小問題,非先將它打散來,分別研究清楚不可」,由是,「必須把這些單獨的問題,研究得有眉目了,綜合起來研究大問題,則對於這個大問題的著作,方才可靠,方才不致徒托空想」。

小結:求學問之路在於近代中國史

 羅家倫把學術的興趣聚焦於近代中國史上,認為「必須有這各部分的史料叢書百種以後,才可以動手寫科學的中國近代史」。誠然,羅氏並「不是說遠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為研究,尤為重要」而已。總的來說,羅家倫身體力行,提出見解,啟導後學,努力開拓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藉此表達出其對近代中國變局的回應以至對民族生存的反省。(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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