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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越明
大凡在兩位名人或要人之間加個「與」字做文章，不外乎兩種情形，一是鈎沉和梳理彼此的關係，或親或疏，或深或淺；二是評估並比較各自生前的事業成就、道德文章，以及身後的學術地位、社會影響，等等。可是，讀完謝泳先生的《錢鍾書與郭沫若》（載5月8日上海《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不僅於此兩層皆無所獲，反而陷入了「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更糊塗了」的混沌境地。
錢鍾書與郭沫若有何關係？作者沒有舉出任何他們生前相識或交往的事證，唯一可說的是：「錢鍾書1949年後和郭沫若在同一單位供職，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錢鍾書是科學院屬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以郭沫若當時的社會聲望，錢鍾書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邏輯上，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很少發現錢鍾書對他的直接評價。」如此說來，更可以推斷錢聽過郭在中科院大會上作報告，「在邏輯上」也算是「注意郭沫若的言行」，不僅僅「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簡直是順理成章而無可置疑。但問題在於：錢、郭之間這種似有實無的關係，有任何值得探究的學術價值麼？不過謝泳提請「注意」錢鍾書與郭沫若的關係，是要發掘前者對後者的評價；直接評價「很少發現」，苦尋無著，那就找「間接的材料」。結果發現，錢鍾書的小說《圍城》有一處諷刺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挖苦「骨子裡只是個文人」的汪處厚時寫道：「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周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好題目。」於是，他認為這個諷刺「也可以理解為是錢鍾書對一篇名文的態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對文章作者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好不容易找到這點「可能」，如獲至寶，卻又「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顯見這個判斷底氣之不足。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原本不足為奇，然細查提及「三百年祭」之處，諷刺意味卻不濃，至多調侃而已。真要從這「微言」看出包含錢對郭「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之「大義」，非有驚人的想像力而不可得！
即便這一諷刺可以坐實，其中是否也該有是非之辨呢？謝泳在文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四天，並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曾被列為整風檔之一，在延安和當時共產黨控制地區大量發行。」何以故？作者未能陳述而卻是有必要闡明的。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本是借明末政治腐敗導致民怨沸騰而終於傾覆的史事，揭露當時主政的國民黨貪污腐敗，喪失民心，必將重蹈明亡覆轍，同時也評析李自成領導農民武裝建立大順朝後很快土崩瓦解，其教訓在於驕傲輕敵和腐化享樂。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在整風中認真學習該文，著重強調汲取李自成之敗的教訓，是借此向全黨敲響防止驕傲、保持廉潔的警鐘。作為一篇史論，其在學術上或有史料運用之瑕疵、史事分析之偏頗，但仍不失為一份有益的歷史教材，向革命黨提供了執政後可用以對照並警示自身的一面鏡子。如果不帶任何偏見，就應當承認「三百年祭」的鏡鑒意義多年來不曾消失，至今時今日則愈加重大。
除了這篇《錢鍾書與郭沫若》，謝泳還寫過錢鍾書與周氏兄弟、與陳寅恪、與徐志摩等文，莫不以錢氏之視角為視角，視之為臧否人物的標尺，這就難免局限於某種片面性。以《甲申三百年祭》而言，當年甫發表，即遭國民黨方面的各種報刊載文圍攻，均為指名道姓的責難和撻伐，相形之下，一部小說裡那點幾乎難以察知的譏刺，對它可謂毫髮無傷。找出這個「間接的材料」來說事，既無貶低郭沫若之效，亦無抬高錢鍾書之力，連歷史「八卦」的斤両都不夠，何言「包含」對郭之「人格和學術的評價」？
在現代史上，郭沫若既是涉獵極廣、成果豐碩的大文豪、大學者，更是富有詩人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因而又是熱情投身於政治鬥爭、社會變革的時代弄潮兒，且是五十年代起擔任不少要職的國務活動家，而錢鍾書固然也是學富五車、博聞強識的大學者，還在晚年榮譽性地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終其一生，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基本不脫亂世順民、盛世良民的軌跡，彼此各有人生選擇，並無多少可比性。不知道後者對前者是否有關注和研究，倘若僅僅是表露某種譏刺甚或不滿，因各自的價值取向不同，也很難稱得上公允、持平。
奇怪的是，謝泳該文寫的是錢鍾書與郭沫若，又稱從網上看到綠原的回憶文字，說是錢鍾書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也寫了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現在《人民日報》有電子版，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想來不是太難，我沒有使用過電子版的《人民日報》，不知綠原的回憶是否有誤？」其實在北京《博覽群書》月刊2008年第11期上，就有吳永平的《綠原〈幾次和錢鍾書先生萍水相逢〉失記考》一文，說他在圖書館花了三天時間查遍那一時期《人民日報》，沒有發現署名「錢鍾書」的文章，卻查到其堂弟錢鍾韓批判胡風之文，其中有綠原記得的「美蔣特務」一詞。可以說，「綠原的回憶是否有誤」的問題約兩年半前已「徹底解決」，對涉及錢氏之細枝末節極為留意的謝泳何以寡聞如此？他對自己懸想的類似疑問，還在文中有所「請托」：「《容安館札記》中有沒有提到過郭沫若？我沒有細查，因為原書是手跡影印，一般的查閱很難發現，大連范旭侖先生專研此書，希望他以後能在這方面有所發現，或者他已有發現而我還沒有見到。」看起來，這像是只管「捕風」，懶得「捉影」了。
前些日子翻閱已故名記者曹聚仁的《採訪三記採訪新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4月版），看到記述共和國成立第五年的《「五年矣！」》中一段文字：「W君知道錢鍾書，那位學貫中西的文人，正在寫毛澤東傳，他很想知道，過去五年中，毛澤東的思想，其進步處何在？錢氏對這一方面，將如何交代？」迄今縈繞於心而未解：曹聚仁所寫是否確有其事？如果並非虛構（似無可能虛構），能否說明其時錢鍾書崇敬執政黨領袖且有為之作傳的舉動（或是寫作計劃）？果真如此，不是與謝泳曾發掘的錢氏對毛澤東「大不敬」之言正相抵牾？那樣的話，豈不是也顛覆了錢氏多年來被稱道的孤傲、超然而從不趕政治時髦的人格形象？可憾我非「錢學」專家，連研究者都算不上，只得借用謝泳的那個請托之法：「希望他以後能在這方面有所發現，或者他已有發現而我還沒有見到。」慚愧，慚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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