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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話去白描這位27歲的日本年輕人，應是既聰明又坦誠。他的中文造詣自不必說，慷慨陳辭著書立說已不在話下，最難能可貴的則是他對中國社會的真正投入與理解。說他聰明，是因為他對中國的人、事、現狀之敏銳，不輸本土的專業學者，說他坦誠，又因為他直言不諱自己的自信，正如他費時3年，以日文完成的新作之書名：《我要成為日本海的橋樑》。
身為日本人，觀察中國其實已有一定根基，日本文化中的中國影子無處不在，上至儒家思想，下至三國赤壁。對於中國的古代思想與歷史，日本有根深蒂固的興趣熏陶。但對加藤而言，中國不只是他的情結，更是一種越了解反而越覺神秘的文明。他說：「中國的很多邏輯你說不清楚。比如為何全民普及英文卻上唔到facebook，又比如為何人們都在喊窮卻又買那麼多美國國債？」他以旁觀者的姿態觀察中國，卻從來不抱以情緒化，他懂得客觀審視自己中國情結中的愛恨交織：「喜憎只是個人情懷。」故而，他是那樣鍾情北京的人、知交、母校北大，卻敢於連發3篇文章批評北大，更敢於直述自己對中國的種種看法，他笑言：「是因為愛，因為善意。」
不斷被誤解是一種常態
「在中國，不斷被誤解是我生活的常態。」起初人們誤解他，甚麼荒唐的說法都有，猜測他是間諜、意圖分裂中國，或是純粹為了洩己私憤，可「其實我的初衷是作為中國問題的觀察者，我觀察，因為我感興趣。」他認為深入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開放狀況，對日本而言，有著決定性影響，所以更需要真正去了解，而這種了解過程中，最要把握好的，則是距離感。他說：「和中國打交道，距離太遠，會看不清楚，距離太近也不行。」接踵而來的會是各種質疑揣度。愈了解這個國度愈看不透，愈表達愈被誤解，但中國的意見市場仍是需要加藤的這種存在。官方從未為難過他，因他不挑戰根本體制，他選擇的發聲方式特立獨行，但並不激進硬化。按他的個人解釋是：「挑戰其實未到時候，中國的經濟整體上也是在向前發展，只有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社會的認知變革才具有可能性。」
加藤從未受外界之音所困擾，他表示即使在日本，自己被人質疑也是常態，但始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有良心的政府和媒體是支持我的。」
加藤自2010年起才在日本國內文壇正式發表文章，日本社會的論資排輩非常嚴格，話語權一定是控制在老年人手中，年輕人對時局有所看法，也要扮無知。加藤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顯然是個另類存在，他積極談論中國問題，亦會遭遇本國的父輩學者之質疑批判，但還是那句話，「是常態，但我並未收到攻擊」。因為日本人民一樣關注這個年輕人眼中的中國是怎樣？他描繪的中國屬實嗎？加藤提供了一種new value——對中日兩國都是。
從前，中國人所能辨識的外國人面目多是像大山那樣，藉助語言的力量穿透文化差異，但藉助寫作與評論，加藤卻開創了先河。一個日本人，用地道的中文寫中國，競爭的對手全部是中國人，他自信又坦率地直言：「這個新的市場，過於被我掌控。」其實以華文寫作的知識分子與深度評論人，即使在台灣或香港，都唯有那可數幾個，對於外國人而言，更幾乎是一種不可能。但加藤認為，外國人如何了解與表達中國，應當引起中國社會的足夠重視。而為獲取這種重視，他也聰明地一早懂得：「真正能打動中國人的、能左右中國社會意見的寫作，一定是中文。」
加藤在寫的7個專欄中，3份內地、1份台灣、另外3份則是反哺日本。在日本，他既扮演著一個中國問題觀察者的角色，也是年輕一代的意見領袖。問及他，日本年輕人會羨慕你的影響力嗎？他的回答卻是能感到自己的累。他說：「我做事的原則是去做相對不同的事，哪怕並沒有任何影響力；那麼即使孤獨、寂寞、崩潰，都是值得的。」他熱衷於四方遊走、投入民生，亦同時在承擔著極高的行走成本。「上一次我離開北京是6月30日，之後去東京去上海去中山，再來香港書展。」也會對長期生活在北京感到厭煩，但那又能如何呢？「每次回到北京和伊豆（加藤的故鄉），都是回家的感覺。」多麼矛盾的內心糾纏，他鄉早已化為現實中的故鄉。
中國的邏輯
即使他不講出來，也不會有人懷疑他對北京、對北大的情感。他說：「北京是我童年嚮往的地方，也是讓我展開中文寫作之路的地方。」當年，他為掌握好中文，看人民日報聽電台廣播、隨時查字典，以這樣大的熱忱去投入異國，已不是一個普通年輕人能堅持的事，而05年在鳳凰衛視開始意見的表達之後，他更能分清用中文「表達」與「寫作」的不同之處。「寫作是尋找一種節奏。其實不管我未來做甚麼，中文寫作都既是我的愛好又是我的事業。」頓了頓，他加多一句：「中文表達是我將用一生去錘煉的任務。」
既然正是青春當年，多遊走海外自然會有助於觀察之豐沛，加藤說自己還想去印度、美國等不同地方，但去那些地方，一定是為了更好地觀察中國。「我會把中國當作一輩子的事業。」如斯堅定，不禁令人好奇，他究竟有多了解中國？
因所抱持的客觀立場，令他勇於坦然表達己見：「中國的許多事情，不靠邏輯，而更順應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他在著作《中國的邏輯》一書中就敏銳地捕捉了一系列邏輯之外的當下社會關鍵詞：80後、90後、蝸居、愛國、大學教育問題等等，這些中國特色十足的語匯，以外國人的視角解讀，幾乎有些不可思議。而時下國人最熱衷於討論的安全感議題，在加藤看來，一言足以蔽之：「職業規範和底限不足時，哪會有安全感。」直面問題，不是刻意作對，而是深重的清醒承擔。
人的一生只能有一種「愛國」
對他而言，表述中國是因為自己愛它，但同時，他對中國的觀察一定是基於一位日本人對日本之愛的深厚動力之上。愛中國與「愛國」是相輔相成，亦只能是相輔相成。他說：「如果是談愛國，那麼人的一生，只能有一種『愛國』。日本需要我這樣的年輕人。」日本需要了解中國——大到如何令日本在對華經貿中受益，小到在中國市場主推怎樣的產品，所以他將了解中國視為自己「愛國」的最適當表現。
加藤只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動去搭建他口中「日本海的橋樑」。他毫不懷疑自己所做事情會帶來的長遠價值：「10年後，人們會更理解我所從事的志業；現在都還是處於一個奔跑階段——中國和我都是。」
或許我們都該懷有一種感恩，去感謝這位從東洋而來的年輕人——他自信、自省、氣盛、刻苦，更懂得腳踏實地，他的文字與語言，都是他以外來者姿態對中國所奉獻的誠懇關照。華文創作市場的包容，理當鼓勵更多這樣的青年直言者出現，不問國界不問立場之褒貶，勤懇而執著的發聲本身，已是對中國之愛的一種無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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