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在見到李承鵬本人之前，便曾聽聞這類善意的提醒：「他的大眼睛會說話，可不要被他迷倒喔。」而其實李承鵬真正的魅力卻不僅限於此。如果你有機緣面對面聽他講上10分鐘的話，你一定無法不去驚訝，這位下筆理性、犀利、辛辣而近乎毫不留情的評論者，言辭談吐間卻會散發出一種令人動容的感性。他稱自己是一個文人，而或許身為文人，終究難以磨滅骨子裡的那份悠遊與含蓄吧。
李承鵬身為資深足球記者、足球評論員，從15年前便開始遭遇封殺，卻反而愈挫愈勇，此後一路在球評界大膽直言，前後被封殺7次。日後，他開始轉為社會底層大眾發聲，評論的受眾面更廣了，就像他的「李可樂系列」——《李可樂尋人記》和《李可樂抗拆記》的主體都是小人物，講最平凡人遭遇到的最平凡困境，將最平淡階層的哀樂和他們所面對的暴力表述出來。作為一個寫作者，他在中國內地人氣爆棚，因為他寫的不是和尋常百姓有距離的純文學，而是生活，最反映時代步調的真實生活。
沒有批評精神不該當作家
「寫社會評論和你最熟悉的球評可有不同？」李承鵬眨了眨眼，如是回應道：「對我來講，就是把社會當成一場足球賽，因為我習慣於同時關注硬幣的正反兩面。」是社會賦予了他感同身受的經驗。他說：「04年開始寫房地產專欄對我而言毫不陌生，因為我當過房奴。」進而笑稱自己：「寫球評時罵足協，寫社評時罵社會。」在他看來，好的文人必須有批評精神，如果只懂歌功頌德，那就不該當作家，該去當歌唱家。
身為內地大受歡迎、彰顯民聲的評論者，究竟發聲的空間有多大？李承鵬認為，空間其實都是靠自己爭取的，就以房奴為例，捍衛自身多少權益，取決於你如何對抗開發商，還要是做好持久戰的準備。他說自己如果現在突然不批評社會改為讚美，官方反而會嚇一跳。「以為要出甚麼大狀況，甚至覺得我是在反諷，變相攻擊。」每個人的社會分工不同，而他也相信這個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多管齊下。
盼有一日再寫不出黑色幽默
和大多數追求文學品質的作家一樣，李承鵬起初也寫美文，但很快就發現：「生活不是這樣啊！」按他的話說，「如果一個人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還能堅持不懈寫美文，簡直可以送進精神病院。」而他也並未覺得自己是最有勇氣的評論者，在他眼中，中國有很多人都做得很好，像是《我的父親是流氓》的作者于建嶸，又比如韓寒。
香港書展之行帶給他的感受是重新理解這座城市所帶給人的安全感。「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城市，坐纜車上太平山吃飯，麻雀就停在人身旁，這是一個連鳥都感到安全的地方。」他認為，香港的大環境著實能反襯出內地作家生活狀況內的不自由。「像港人這樣罵特首是不可能的，自首還差不多。」他承認除去他這種以反諷搞怪為特點、每每直面現實問題便肺活量大增的寫作者之外，中國有許多作家的確很不容易。「像麥家、畢飛宇、蘇童，他們各有各的不易。」
但怨天尤人嗎？不，這絕不是李承鵬的風格，他直截了當指出，根本沒甚麼可抱怨的。「同樣是活在這種規律下這個土壤中，開的花結的果並不會一樣——敏感詞是不同的。」他認為作家置身於社會環境的大前提之下，所謂有才華，並不在於能堆砌多少華美的句子，而要看對生活能有多少思考。「也許有一天情況變好了，就不會如此」，就像如果沒有沙俄時期的殘酷現實，便不會有果戈理、高爾基一干人等。李承鵬說：「我們都是社會這個大棋盤中的棋子，我真盼有一日我不再能寫出黑色幽默。」若他真有得安逸那一天，定是社會已變得更好。
時代需要現實主義書寫
談到自己輝煌的「被封殺」歷史，李承鵬很是豁達。「其實官員是很難封殺作家的。尤其在內地人近年來的智商有了突飛猛進提高的情形之下。」他稱內地的變化之快令人刮目相看，3年一轉眼，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新面貌。「過去明星用緋聞炒作，現在都換了方式，因為知道群眾更厲害，大家都變聰明了。」在這樣不斷變化的現實之下，寫甚麼、哪種角度切入，對他而言，根本不是刻意找出來的，而是從心裡打開一扇門，讓觀點得以被表述出來。
他的書寫立足於小人物的生存狀況，因他清醒看到：「大官僚的喜怒哀樂有大人物罩著，最底層的悲慘也容易被看見，唯獨小資、小知識分子非常可憐。」這一群體的喜怒哀樂、情感與付出，始終是面目模糊的。「但他們真的可憐。你想想，像紅十字會郭美美這種新聞曝光後，小男人和小女人們會看到，有些人用一輛車能直接換到一個女人，但他們自己的愛情卻那樣難。」作為中間層與中堅層，小人物根本沒有掙扎與對抗的餘地，唯有默默損失自己的幸福。而李承鵬知道自己正是他們中的一員，他甚至覺得自己付出的關心其實還不夠。「我會繼續豐滿這個人物走廊。」像是思躊了一瞬，繼而用交織了感性與感情的語調說道：「把希望寫在陽台上，讓他們照亮我們。」
下一步會寫甚麼？他冷靜講出一些聽來十足浪漫的構想：「可能會寫一個知識分子犯罪，或是寫一個愛上比自己大30歲的男人的女孩。」當然李可樂這個人物的生命會延續下去，《李可樂參選記》？（李承鵬今年5月在微博上表示將參選人大代表）《李可樂抗拆記》之後大概該有個《李可樂建城記》，對於內地的城市管理，作家顯然是不滿的。他說：「內地城市沒有那麼大的草坪，所以你無法帶著拉普拉多無拘無束散步。」城市規劃是為著便於管理，而非為著居民體驗。那在李承鵬心目中，哪座城市好些？「聖彼得堡呀，有藝術、生活、戀愛甚至是偷情，和中國完全不同。」你看，不由你不相信我對這位理性評論者的觀察吧，他其實是個著實感性的人。
但正是這樣既感性又理性的一位文人，卻看到了現實被作為書寫題材的無限靈感。「在內地，我們整天會收到這樣的短信：你想知道另一半的手機通話記錄嗎？這說明人們早已習慣了一個監聽之城的模式，不為生活，而為統治。」而生活，恰恰是他筆下最珍視最看重的部分。許多人視張愛玲為無上文藝，新一代80後90後，則可能視安妮寶貝為文藝的翻版，但李承鵬的態度卻極為Critical：「不是糾結才是文藝，張愛玲的文學和她的性格、生活經歷、閱歷、時代密不可分，山寨或複製她的文藝，不可能。」他認為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是現實主義的書寫。復又調侃道：「總有寫作者，自以為是卡爾維諾或卡夫卡的傳人，但是否真有那種才華卻很難說。」他對內地文學現狀的諷刺可真的毫不留情——一些不小心成名的人，才華根本不夠，而真正有才華的人，以界外的身份去寫，又被指責為庸俗。（《我的父親是流氓》是李承鵬多次稱讚的書，按他的原話是：「其實文筆很高」。）
他認為真正的文學是要走向人間街道，「既靠身體寫作，又不靠身體寫作」，說到底是扎進現實中，再以清醒的筆，反觀映照現實吧。那麼身為一位資深評論人，李承鵬的評論之筆，究竟對他而言可以被如何去界定與認知呢？他的眼睛並未給出答案，卻以言語作出了堅定回答：「評論，讓我們感知彼此的存在。」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