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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讀了《明報月刊》九月號《小皇上成親以後》一文，很有感觸。
過去在某出版社任職時，曾出版過《小朝廷時代的溥儀》，獲悉溥儀與胡適曾有過交往。溥儀當時是一個頗有理想的青年，與後來「傀儡皇帝」的形象大相逕庭。
溥儀曾有致胡適的信，是溥儀出宮後，在養心殿被發現，後來一直成為文史資料保存在故宮裡。
溥儀與胡適的交往，那是在溥儀出宮前夕，身為北京大學的名教授胡適，親蒞宮內，謁見溥儀，贈予《胡適文存》，雙方並進行交談。胡適這一舉措，曾轟動整個新聞界。
經此次談話後，溥儀修函向胡適致意，暢論國是，抒發見解，頭頭是道，頗具開明改革思想，令人對這位「荒唐少年」刮目相看。
溥儀的信，開首先論文學，繼而針對時弊，鼓吹維新，茲摘如下：
……文學蓋今世與古世不同，不當定照舊制，應隨時變通，可見真正古代明達之人，並非拘定舊章。古人還說過，適時務者為英雄，不過後代一班窮酸腐儒，造出許多謬論，無論何事，均當守舊，視維新如仇敵，中國數十年來所用事者，此班守舊人耳。
溥儀大力抨擊朝中守舊派給中國帶來的禍害，並列舉彰彰的實例：「無論何事，不知變通，以致受外人之欺侮，如膠州灣為德所佔，威海衛為英所佔，朝鮮、台灣為日所佔，安南為法所佔；中日之戰，賠償二百兆；庚子之役，西后信義合（和）團之邪教，與世界各國宣戰，以致帝后蒙塵。……」
溥儀對慈禧太后擅自挪用海軍費修頤和園，搜刮民脂民膏，倒行逆施，為之深惡痛絕，慨歎道：「獨惜我堂堂中華大國為一二守舊人所壞也。」繼而指陳慈禧太后阻止戊戌變法之不智。信末以西歐、日本為例，力陳中國政治改革之必要，慷慨陳詞：
中國國民知此守舊之朝廷絕不能持，故有革命之思想。余甚贊成彼等之國家主義，不惜身命而改革此舊腐政治。余雖滿人，絕持公論，絕不能己為滿人不道滿人之短處也。
從這封信可見，溥儀是具有良知（或曾有過良知）的帝皇。誠然，這封信也許是別人捉刀，但也可略窺溥儀的抱負也！
可惜他後來賣國求榮，成為日本的傀儡，與乎他這一番血氣的話，誠南轅北轍也。
此一時，彼一時，是溥儀見負於時代，還是時代遺棄了他？相信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
在溥儀遺孀李淑賢的眼中，溥儀是一個識大體、有丰度、體貼的男人。
有兩個事例可以佐證。據李淑賢的回憶，他們成親，「那時正是國家困難時期，買甚麼東西都要票證。政協特為我們給百貨大樓和友誼商店開了兩封介紹信，讓我們隨意選購一點結婚用品。溥儀很感動，特別囑咐我：『這是組織上花錢，最好不要買甚麼，等以後咱們自己攢了錢再買，你只揀實在必不可少的東西買一點吧！』我聽他的話，只在友誼商店買一床被面、一條床單和一條凡爾丁裙子，就這三樣東西。」
另一個事例，是李淑賢談到他們婚後的日常生活小事，「我們的共同生活，確實是少有的甜美和幸福。那時我身體還很好，每天上下班，他都要上車站送我接我。看看天氣不好，怕下雨，他就會請了假，夾著把雨傘擠車往醫院送，他怕我受涼，一見我坐在窗口，就會馬上幫我關上窗門。我要是有個頭痛腦熱，他就緊張得不得了，常常急得偷偷哭。」
由上可見，卸下「末代皇帝」之裝束後，溥儀也是一個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凡人，並不是一般論者所指的「涼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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