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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
大後天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能不感慨乎？早陣子看了成龍自導自演的《辛亥革命》，影片畫面精雕細鏤，但影片的思想內容並不算深刻，角色比較單調，清廷拍得尤其失敗，更拍不出大歷史的激盪丕變。
我從書架取下一套三冊、由曹亞伯撰寫的《武昌革命真史》，從書籍的字裡行間，我們能夠看到比較真確的歷史。此書上冊為前編，中下冊為正編，前編有自敘，開宗明義道：「革命者，本天性之慈悲，而為世人除凶暴求平等之事業也。」開首一句竟教我想起普羅米修斯。
曹亞伯為武昌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的成員，他曾赴日本研究宗教，加入同盟會，又到倫敦留學，仍為中國革命運動努力。孫中山先生去世後，曹亞伯隱居崑山，潛心撰寫《武昌革命真史》。
書中前編千頭萬緒，以黃興及武昌日知會的革命運動開首，再述同盟會成立、陳天華投海、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終以黃花崗起義、楊篤生蹈海、鐵路國有問題與武昌起義前之準備歸結前編。當中有翔實的資料、感情的起伏、個人的觀察、扼要的分析，十分精彩。正編則由武昌起義到孫中山解任大總統職，編年紀實，相對客觀，資料也十分豐富。
禮拜日晚，我看到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鏗鏘集：辛亥百年特輯》上集，製作精良，觀點通透，以史為鏡，允為佳作，其中也提到改革與革命的問題。歷史發展的大潮選擇了孫中山、黃興的革命派，康有為、梁啟超的改革派成為逆流，但回過頭來，近百年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革命，急進太過，近數十年的主調是改革，可算是革命之放緩。若論改革通盤成敗可能為時太早，但無論如何，中國不改革，則難以抬頭；中國不改革，則難有安穩；中國不改革，則難以實現真正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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