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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恕。 網上圖片
李恩柱
在宋恕給友人書信中，他多次使用「膽怯」、「畏彈射」之類的詞語。比如，1899年9月23日《致飲冰子書》雲：「以處窄天地之中實無可奈何，不能不膽怯也。」1906年給賈佩卿的信中一再說明，自己的著作大都沒有出版，「皆以其中甚多反對當代貴人之論，畏彈射而不敢出版」。宋恕為什麼使用諸如此類的詞呢？唯一的解釋是戊戌政變之後學術政治化的環境，使他的生活受到影響，情緒變得惶惑低迷，不敢發出聲音。查其文字，戊戌之前，這樣悲觀、畏懼的言詞是少見的，只是經過戊戌政治大變動以後，懼怕遭受橫禍，他才產生了彷徨無奈、小心翼翼的心理。
宋恕，1862年生，浙江平陽人。初名存禮，字燕生，號謹齋；後更名恕，字平子，號六齋；再改名衡，以名宋衡終。
關於宋恕的思想，他生前在學術界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由於去世時半百不到，著作多未刊行，故後人知者不多。又加之其著作搜集不易，這位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名氣似乎在康有為等人之下。實際上，在晚清社會大變局中，宋恕的思想有相當的獨特性，有學者甚至說，宋恕是上海變法志士中的思想庫，是清末變法思想的發信源，無論是戊戌變法，還是後來的立憲運動都可以看成是他變法構想的展開。
內憂外患的沉重現實，使中國的先進者認識到，只有學習西方文化才能富國強民。但在如何對待中西文化上，則派別紛呈，粗略而言就有洋務派、中體西用派、維新派。但宋恕對康梁發動的變法運動並不贊成。他認為新興力量太薄弱，他對康有為為了改制，把孔子說成是一個托古的人物也不贊成。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廿三日，始見《改制考》」「始知更生（康有為）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盡釋。」「見《請開制度局、十二局、民政局》一長折，則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但實質上，宋、康二人的理論根基上的學術差異並沒有消失，宋恕痛斥法家思想，對叔孫通、董仲舒等深惡痛絕，而康氏將神州長夜之罪，歸於劉歆。
宋恕的理論並沒有進入清廷視野，也並非康黨，不贊成激進的改革，僅是思想上與康有為存在某些相通之處，後來對「勤王」、解救光緒帝的行動也不支持。然而，戊戌政變之後，清廷開始大肆鎮壓一切與變法有牽連的人，氣氛恐怖。政變發生後一個月多一點，宋恕辭掉崇正、安瀾的授課之職，真正的原因就是清廷對維新派的鎮壓，害怕因講授的內容「取怒偽黨」，遭到「誣控」。1901年，他在給內弟孫仲愷的信中說：「弟自戊戌八月後立即辭時務講席……蓋知其必起大獄也。籲！生今之世，並尊召大義亦大犯忌諱，其數百年所無者矣！」
恐怖與株連相纏綿，株連又與興風作浪者得利有關。宋恕的好友陳虯、陳黻宸就因「康黨」罪名險受迫害。有些人「乃挾『康黨』二字」，欲置人於死地。宋恕用這樣的語句說明自己的心情：「畏通政甚於虎狼，本不敢口出一聲」。
政變對宋恕的影響不止於此。1899年，他給俞樾的《又上俞師書》中提到：「京外所謂新舊黨領袖多與受業水火，以此不得達九重，然亦以此免禍。今後不敢復談治術，專師老子，恐數年後暮氣逼人……」對汪康年邀請他加入正氣會，婉拒，不敢列名。他和內弟孫仲凱說：「吾恐其將得大禍；即不得禍，亦決不能興旺也」。內侄孫公權閱讀《江蘇雜誌》、《浙江潮》便囑咐妻子加以提醒，謂「《江蘇雜誌》、《浙江潮》等皆為大逆之報，明反皇朝，可囑曙（孫公權）不可買閱。」
我們可能覺得宋恕不夠英武，缺少捨身為國之氣。其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有譚嗣同那種以自己的血來喚醒民眾的人，更多的則是做著啟蒙工作，為國家強盛默默前行的人。風雲激蕩的歲月，對後者相當不利，因為生活的長刺會不知憐惜的刺傷他們。宋恕，可以歸入後者。
戊戌之後，宋恕企圖在「學術」上有所作為。在宋恕看來，晚清新舊兩黨都不懂得國粹，「兩黨相詬，病源相同」。舊黨持虛驕之氣，中國屢敗而賠款後其氣稍衰，而「今之所謂新黨者，又往往以不學之軀，鼓虛驕之舊氣，增歐化之阻力，而適以固歐侮之基礎矣」。
早在1896年，宋恕就對守舊、師新兩派進行了批評，他說「今之言治者，約分兩黨，一主守舊，一主師新，然以臣觀之：彼主守舊者，不知守唐虞三代之舊，不知守皇朝祖宗之舊，而唯知守帖括之舊，乃守之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對於師新者他又言「不知師歐洲諸國之新，不知師東方鄰國之新，而唯知師市井之新，乃師新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
從宋恕一生的所言所行看，他是推崇孔孟之義的。他得出結論說，我國漢朝以後的儒學實為「陽儒陰法」之學，儒家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抑強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但他對儒家典籍並不尊重。對於文王、周王等古「聖人」，宋恕批判道：「家宇之弊，及于姬周，發旦抑民，殆甚殷夏。」把周看成黑暗時代，認為周武王、周公對人民的壓制比桀紂更厲害。宋恕又言：「儒家宗旨有二：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稱湯武以明臣之可以廢君也。」肯定湯武「革命」的正義性，表達改革社會真實意圖。
宋恕主張做事情要「設身處地，實事求是」，主張著書專代世界苦人立言，窮至民情；不附和數千年來偏私相承之論，不作傷風敗俗、導淫助虐之詞。忠恕之道，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忠恕是一體之兩面。在形上層面上，忠為體，恕為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恕為行，以顯忠。在仁與忠、恕之間的關係上，與忠相比，恕更接近於仁。作為一位近代啟蒙思想家，宋恕對儒家踐仁行仁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1907年，一個女子因放足而被家人藥死。宋恕聽到此事後，頗有感慨：「怪哉乃以遵王死，世界裡沙盡一驚！誰道神州是專制，舅姑威重辟威輕。」這裡，宋恕深刻認識到，專制體制是文化體系中的一環。皇帝是制度與人事的中心，當這個皇帝處於有位無權的位置，制度與人事才可以可得其所，而當這個皇帝掌控了所有權力，成為權原的時候，人事就會變成法術，民權無以落實。
在晚清改良派中，宋恕態度之激烈，思想之獨特，頗為時人所知。史學家熊月之指出：宋恕主張設議院、行西律、辦西學、易西服，批判「夫為妻綱」，宣傳婦女解放，並一度鼓吹「廢官制」、「無政府」，這當中，其大膽激進之程度，非但王韜、鄭觀應，即便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望其項背。
初時，宋恕希望通過登取仕途搞維新，學習西方政治思想，壯大祖國；後來他發現這條路太艱難，行不通，轉而尋找傳統文化對維新的理論支持。面對晚清大變局，他主張「融國粹、歐化於一爐」，抨擊專制而又歌頌「國朝」，提倡維新而又反對變法。傳統知識分子在中西思想交流的過程中，緊張情緒從宋恕身上充分體現出來。
這是一個內涵深厚的人物，可惜，天不假年，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宋恕與世長辭，卒年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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