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彥 火
塞車是內地大城市的弊病。
南京的道路較其他大城市寬闊，儼然有古時大都會的氣派，相對上海、北京、廣州，塞車並不嚴重。
大除夕，所有酒樓食肆都告滿，朋友只好在一間酒樓兼營的茶室一角訂了位置。這頓飯吃得草草。
但，席上仍然有一道河豚，——當然是人工養的，所以古人「拚死吃河豚」的氣概已杳然，我們吃得一點也不驚心動魄。
野生河豚有劇毒，但其肉鮮美柔嫩無比，若處理不慎，有中毒之虞。
朋友說，河豚魚肉含的毒較小，而卵巢、肝臟和血液都含有百分之四十三的毒素。中毒即可致命。
日本吃河豚則有著悠久的歷史，幾乎成為飲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河豚魚加工是十分嚴格的，一名合格的河豚廚師至少要接受兩年的嚴格培訓，考試合格以後才能領取執照開張營業。每條河豚的加工去毒需要經過三十道工序，一個熟練廚師也要花二十分鐘才能完成。
近年內地倏地興起吃河豚，待客的大小宴會，如果沒有一道燒河豚，便有待慢之意。
所以，在南京，不論大小宴會，都有一道河豚奉客。以致有一位朋友在元旦中午請吃飯，三個人只叫兩客河豚，說河豚價昂，他自己不吃，以盡奉客之道。
如果我沒有聽錯，他告訴我一客河豚，要六百多元人民幣。
後來我在一家五星級酒店酒樓的餐牌上特別留意到，一道紅燒河豚為人民幣一百六十多元，對港人來說，並不太貴，也許在當地的消費水平而言，已昂貴得多了。
主人誠意拳拳，每頓飯都吃河豚，結果一見到河豚，已有條件反射，愈吃到後來愈倒胃。
怪不得主人——中國人太好客。他侍奉遠道客人，要表現出最大的誠意，當然要吃得最好、最名貴的了，至於客人感覺如何——是否喜愛，那已不是主人之過了。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台灣，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宴客，告訴我，這家酒樓最名貴的是鰣魚。他還告訴我，鰣魚之所以價值不菲，是由香港輾轉入口。
我堅決反對，理由是香港吃鰣魚不難，不必跑到寶島來吃，心裡暗忖，鰣魚一上水便活不了，從內地運到香港再運台北，費時曠日，這道鰣魚就算大廚如何高明，也決做不出美味來。
況且這位出版界朋友手頭並不寬裕，卻以慷慨、大方出名，我是執意反對的。但是，朋友還是執意不聽，堅持叫了鰣魚。結果，這條鰣魚肉質已有點霉，我吃了一口，便不敢舉筷了。主人事後告訴我，這道鰣魚時值台幣六千多元，三十年前港幣二千多元。
我簡直心疼極了。
風氣既形成，已難以改變了。十多年前，記得有一次在北京，一位當地的大書商——以承包出版社書號出書賺大錢的個體戶，熱情得不得了，非要請我吃飯，結果開了近二個鐘頭的車（加上一半時間花在塞車上），到了一家名店。他說是專吃河豚的食店。
那時吃河豚還沒有那麼流行，他為每人叫了一大客大河豚（當然是人工養），起碼一斤重。吃了這條河豚（做得並不怎樣）後，再來的菜餚恁地吃不下了。
這叫奉命吃河豚。 （《金陵去來》之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