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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這標題令人聯想起多年前的一首著名電視劇主題曲─「難為正邪定分界」，歌詞內容是模仿天使與魔鬼就人性與道德觀的一段爭論，言辭發人深省。將其精神無限伸延的話，不只「正邪」，「忠奸」、「是非」及「對錯」同樣沒有絕對的對立，灰色地帶一直存在，只在乎多少，或許現實點，差別在於人們會否利用這些灰色地帶去害人而已。話說回來，害人也要有權有勢，這次討論的主人翁正巧是當年朝野的得勢大紅人─嚴嵩。
嚴嵩（1480-1565），江西分宜人，明弘治十八年進士。他於明代嘉靖年間，居內閣凡二十載，其間任首輔長達十五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長的首輔之一。嚴嵩是位極富爭議性的歷史人物，有人尊稱他為諍臣、有人讚許他是忠臣、有人說他是權臣、亦有人大呼他是一代奸臣，到底他是甚麼人？「忠奸」二字雖然於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定義及闡釋，但一般來說忠奸二字的意思是相反的，為何有人會處於「忠奸之間」呢？「忠」這字可解說為一種盡心誠意待人處事的美德，又或是指某人盡心做事；而「奸」這字可用以形容某人陰險狡猾或做違法的事。難道世上有人是既忠且奸？這話題討論下去必定對做人處世有莫大的幫助與啟迪。
這講題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焯然教授所擬定的，極富趣味性。相信李教授選擇這話題並不是要幫嚴嵩平反，若真要替嚴嵩翻案，恐怕要請鐵面無私的包大人「回來」才有希望。李教授只是覺得看人看事可試著用不同的層面及觀點去切入與分析，也許少了某些框架，視野會變得更廣闊，事情亦會變得更有趣好玩。而且說來也古怪，幾百年前，嚴嵩一致被裁定為明朝一大奸臣；但近十年，開始有人為他平反。為甚麼在評價嚴嵩時似有「古非今是」的情況出現呢？按他任首輔時的得勢之久與得寵之極，若說他被歸類為「奸臣」是出自當時政敵的報復也不是沒可能。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致仕後，迅即因兒子嚴世蕃謀反罪而被削籍，最終在《明史》被列入〈奸臣傳〉中，亦是後來戲曲小說傳誦一時的奸臣。回看歷史，嚴嵩被認為是奸臣有一個慢慢轉變的過程。他倒台去世以後，很快，民間就有地方戲把他塑造為一名奸臣，最著名的一個劇則非《鳴鳳記》莫屬，以致「嚴嵩是一代奸臣」的印象深入民心，使其踏入「永無翻身」之境。戲曲是一個因素，至於史書，明末傳維鱗的《明書》、談遷的《國榷》，都沒有把嚴嵩當作奸臣，充其量只是個權臣。清人編《明史》時，曾為是否該把嚴嵩列入〈奸臣傳〉而起過爭論。
既然史料上並存對嚴嵩有利有弊的言辭，倒不如轉而研究嚴嵩服侍的皇帝的人格個性。再說，某程度上，嚴嵩之所以那麼的臭名遠播，跟他那位專門惹禍的「乖兒子」嚴世蕃絕對有關，他兒子常憑藉其父親為內閣首輔的職權，公然授受賄賂，以上都是後人判斷嚴嵩是否奸臣的關鍵因素之一。而且，當我們去評價一位歷史人物的功過時，實該將他放回當時的歷史政治環境中作全面的考量。就嚴嵩而言，我們也該注意世宗嘉靖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嘉靖皇帝的個性以及他們君臣倆的關係等因素，這都有助於我們更完整地了解嚴嵩當年所扮演的角色。這點非常關鍵，以「十二面金牌召岳飛」一事為例，後人都指責秦檜這小人教唆慫恿高宗趙構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岳飛。然而，發聖旨的是高宗，既得利益者亦是高宗，若不是他自己貪戀權位，又怎會忠奸不分？
所以，於評價嚴嵩是否奸臣時，明世宗朱厚熜是一關鍵人物。根據《明史》的記載，朱厚熜是位剛愎自用、脾氣暴躁、個性孤僻，且迷信方士丹藥的皇帝。他入繼大統時只有十五歲，但挺有主見，為了讓自己的父親進太廟，他掀起「大禮儀」之爭。從嘉靖十年開始，世宗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西苑。嘉靖十七年（1538年），章聖太后去世，嘉靖皇帝更徹底解放，也不理朝政了。到嘉靖二十一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差點被宮女勒死而送命後，他更以安全理由而正式移居西苑的萬壽宮，專心修道。不要說上朝，就是百官要見他一面都非常困難，嚴嵩因為得到皇帝的信任而成為眾矢之的。這實在不公道，嚴嵩對此亦十分頭痛，屢次上奏乞求皇帝見大臣一面：如〈請會諸臣面計防守事宜〉、〈請乞面對〉、〈再請乞面對〉。可見嚴嵩因皇帝自身的問題而招致其他大臣對其妒忌及憤恨。
古人對「忠義」這二字甚為看重，先秦儒家宣揚的「忠於民」，到秦以後成了「忠君愛國」，這等思想觀念規範了歷史對「忠奸」二字的涵義。而且古代史家大多就「君為上、臣為下」這尊卑概念去評價人物，因而使評價偏向「君對臣錯」的局面。幾乎，歷代的「公忠」與「私忠」都是倫理矛盾下的受害者，史實中「奸臣是昏君的墊背，替昏君承擔責任」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主題誘導我們再一次去思考何謂「忠臣」，是否非要像魏徵般直諫敢言才算得上是忠臣？是否非要像岳飛般盲目服從皇帝命令才能算是盡忠？世上有幾個能像李世民般屢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卻沒有下手的開明皇帝呢？古語不是有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麼？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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