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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梅雨季來了，濕答答的空氣氤氳著新生植物的腥味，總教人思緒混亂。就在這樣的夜晚，作家阿乙來到了2666圖書館，參加獨立書店為他籌備的題為「抓貓抓老鼠」讀書會，他似乎已經喝醉了，面頰緋紅，一改往日的沉默形象，面對許多粉絲和讀者，侃侃而談起來。
讀書會的名字源於他的最新長篇《下面，我該幹些什麼》，這部小說原題為《貓和老鼠》，取材自2006年一樁真實的謀殺案——即將參加高考的男生在家裡殘忍地殺害了一位女同學，繼而逃亡外地，被逮捕後判處死刑。對於如此一個冰冷透頂的故事，阿乙在序言中解釋，「貓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一個窮兇極惡的追，一個沒日沒夜的逃」。
逃的那個是年輕的殺人犯。加繆那位失去母親的可憐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乖戾的大學生，或者托爾斯泰的女流放犯，共同構成了關於他的前文本：他們都犯了罪，在故事的結尾接受審判。高中生的殺人動機，儘管令許多人費解，也被社會各層所利用，然而，在作者的解讀裡，它是一種「慾望的斑點」——心理上的空曠感，年輕人致命的無聊，就像公路片裡沙漠中廢棄的輪胎，只有死亡一個下場。
這種空曠感，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的一個小鄉鎮裡，曾經同樣折磨著一個年輕人。當時阿乙還叫艾國柱，從警校畢業後，被分配到鄉派出所，整個小鎮僅僅由肉舖、檯球桌、理髮店、 餐館（沒有招牌）和計生辦組成。除了和計生辦與理髮店的姑娘同時談戀愛之外，警察每天的娛樂就是晚上巡邏，看村莊有沒有燈光，有則意味著村民在打麻將，或者偷情，那麼派出所就可能有收入。形容自己年輕時絕望的生活，阿乙說，真準確，就是一隻青蛙在井底看天的感覺。
我有一次差點死了，阿乙說起了醉話。他說，我們為了200元，去抓一個欠了罰款的打工仔，因為那時候，派出所窮的叮當響。打工仔半路逃跑，我們又殺回村裡，決定把他女朋友帶下來作為人質。忽然整個村莊，無論男女老少，都拿著掃帚、鐵棍、鋼筋把我們團團圍住。同事們馬上就跑，而我就快步走，為了維持人民警察最後的形象。結果老鄉們把我舉了起來，像獻祭一樣，從空中擺過去。那時，天空中出現了所有女人的頭像，她們都在看著我流淚。那時我告訴自己，千萬別死在這兒，要死也要死到紐約去。
後來他當然沒去紐約，但辭去警察一職，跑到別的城市裡生活、寫作，過了十來年， 但就像一滴油在水裡，始終融不進城市，所能記憶的還是鄉鎮的東西。這部小說的大部分場景不在城市，因為處理起來，有時他會束手無策。城市是想像的終端，童話的終點。也許所有紐約的東西，都和上海沒區別。紐約就是玻璃牆，太陽落在縫隙中，像風一樣的汽車颼颼過去。
所有的城市都是絞肉機。阿乙說，小時候姑父來家裡，帶兩斤冰糖，裝在尼龍袋子裡。尼龍袋子上寫著「上海」兩個字，畫著外灘的圖案，那時我們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高的樓。我的三表姐，高考6次，沒考錄上海的學校，後來嫁給一個上海的鰥夫，又給人做保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上海就是絞肉機，絞死了無數的上進青年，就像巴黎，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青年，自以為被貴婦垂青，跟蹤她回了家，沒想到這是個殺局——她只是想讓自己的丈夫能剁死他。 ■文：小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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