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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和媒體經常引用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20多年前的話來描述短篇小說在現實中的悲催命運，說這是「一個短篇小說家像是打牌時將要成為輸家的緘默年代」。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也曾說過，短篇小說不繁榮的時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時代。誠然，短篇小說的寫作、出版和閱讀在當下確實已不經意間陷入一種令人驚異的「尷尬境地」。頗值得致敬的是，青年作家蔣一談卻把「短篇小說寫作當做喝酒」，從《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到《魯迅的鬍子》、《赫本啊赫本》，再到《棲》（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作者總是癡迷於建構「故事創意+語感+敘事節奏+閱讀後想像空間」的敘事美學法則，因此其短篇小說的創作往往是快樂而非痛苦的。 ■文：潘啟雯
就像一盤磁帶，有AB兩面，《棲》的八個故事仿似八首風格迥異的歌曲，亦宛如八種果實，展現出多條交錯的人生道路。蔣一談把那些不可痊癒的「悲傷」用清涼的文字敘盡，再使用略帶奇異的情節，牽引出人們心中與淒涼共處的那些本能的善良和溫暖—或許，「都市女性」更適宜作為原始生命感的舞台和敘述對象，即把主人公放在各式各樣流動的生命境遇當中，照見恆常的靜：在動的命運中搏擊，才能讓心靈之本於剎那間呈現；棲於靜，反而更清晰地看到都市女性生命的流動，反而更清晰地聽到她們生命的吶喊。
靈動的故事 凝重的精神
故事是短篇小說存在的堅硬內核，而靈動、飄逸的思緒和凝重、深刻的精神是牽動敘述行走的靈魂。誠如《茶館夜談》圍繞女兒與母親前男友的會面，探討「愛與傷害」那樣—交談中主人公痛徹心扉地知道了為何母親總是在最後時刻無法與男友走到一起的秘密：母親把全部的愛傾注到女兒身上，便無法再容納另外一個人。因此，相依為命的母女又會成為互相的感情羈絆。感情與感情之間，並不能做到完全的兼容，於是人世間才輪番上演著那麼多的「倫理悲劇」。同樣是單親家庭發生的故事，《夏天》的主角換成了母親，為了教育自己缺失父愛的兒子變得更堅強，她與一個剛成為單身爸爸的大男孩度過了一段互相取暖的美好時光，然而一切努力與行動最終換來的卻是連夜「逃脫」。
《另一個世界》的「遇見」：一個在耶路撒冷旅行的中國女記者，偶遇一個猶太人，他的祖母「二戰」期間曾流亡上海，得到過中國人的幫助。一次臨時起意的採訪，使女記者看到了老祖母一輩子念念不忘的感恩，也得知了報恩帶給這個家庭的種種遭遇。人的一生如同一條流動的河流，可能會遇見不同的境遇、變易，有欲、有為、剛健……輪流在生命中上演，然而恰恰在「動」中，照見了「靜」的可貴——那恆常的感恩卻猶如金子般爍爍生輝。
無家的漂泊
愛狗、隨性、心地善良，同時也倦於過往兩段失敗戀情和單調生活的女馴狗師，隱約萌生出對自由的渴望……《馴狗師的愛情》，戲劇性的邂逅止於一場未遂的「流浪」，現代文明成為束縛，使得流浪並不像三毛筆下的撒哈拉沙漠那般傳奇和浪漫，傳遞出理想在現實中的無力感—相比於近年來動輒流浪西藏、流浪非洲、生離死別的小資情調，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思了那些不切實際的氾濫情緒。《林蔭大道》中的夏慧是歷史學女博士，是保姆的女兒，碰巧母親受僱的那家人外出旅行，夏慧得以在母親做活的主人家中請男朋友吃便飯。然而，母親可以面對不同生活狀態隨遇而安，夏慧能做到嗎？夏慧的男朋友能嗎？那深邃而幽遠的林蔭大道會把不同的人帶到何方？蔣一談把對存在世界的虛構和隱喻，巧妙地處理成一次記憶、一個夢境、一座情感的迷宮、一種潛意識的擴張，或一股道德與非道德博弈的衝動。
物質的豐裕並沒有給都市女性同時帶來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堅定，相反，理想與正義被丟棄，靈魂失卻了棲息和歸依之所，虛無主義侵入了靈魂和骨髓。由於靈魂被放逐，不少都市女性總是懷有一種「無家」的飄泊感。於是，發生了女人在《溫暖的南極》中「逃離」家庭的故事：她僅僅只想逃跑一兩天，結果卻和她原先的設想南轅北轍、無所適從。《夏末秋初》裡的周軒面對的亦是極端殘酷的現實，姐姐病危，姐夫去了南極，母親的態度冷若冰霜。在照顧姐姐四歲女兒的同時，周軒也在學著治療自己幼年的心靈傷痛，其實，人有時只是被自己欺騙和蒙蔽，只要安靜下來，就會慢慢看到內心的真實。
一個是多年獨居的女心理醫師，一個是長期籠罩在強暴經歷陰影之下的女孩桑雪，她們在命運安排的療傷課上相遇……本來這就是一場建立在「精神病理學分析」上的《療傷課》，成色一般，未嘗可評。不過，在這篇小說裡，蔣一談似乎已無法與主人公保持距離，審美的姿態還原為「原生態」的非虛構衝動，故事的色調愈發乖張、冷酷、慘烈，以致令人窒息。透過作者對於弱者的同情、對善的認識和表現，可以看出他的文化態度和修養層次，而他對現實的審視與思索，則交織著現代痛苦的理性主義聲音和反思。
重建理想世界
當眾多作家執著地，甚至過於執著地從事長篇小說創作時，蔣一談卻一意孤行，甘願在短篇小說這塊鹽鹼地上俯首耕耘。作者之所以費盡心思、傾注情感和激情地進行虛構，就是因為他對已擁有的現實世界「不滿意」，他需要重建理想的世界，需要改善不堪入目的現實。所以，以虛構方式呈現生命的真實狀態，就不僅是作者的一種願望、一種精神寄託，更成為其為尋求改變不能自已的激情釋放。當然，作者對於人心和世界的圖像，放大或聚焦，象徵或引申，超越或內省，終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映現當代人的精神、情感危機，以及在危機中的迷惘、沉醉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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