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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些知識分子全神貫注於「謀食」之事，忘記使命與道義擔當。 網上圖片
吳小彬
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一條美麗、僻靜的林蔭路，很多人都知道並喜愛。尤為難得的是，這條路上還有一家經銷學術書籍的小書店，幾年前，在這裡我買到了愛·薩義德的著作《知識分子論》。我把這本書讀了兩遍，作者對知識分子的界定和論述，讓我品味良久。
「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
「在我們的時代，體制與組織（包括學院、教會、職業協會和國家）收編知識分子的情況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這些壓力中尋求相對的獨立。因而我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有史家考證後指出，中國古代的「士」，相當於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士」早於西方同行兩千多年便已出現了。在孔子、孟子的筆下，「士」的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與薩義德的闡述多有相同處。
孔子曰：「士志於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孟子說：「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顯然，古今聖賢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寄予了極高的期望，將他們視為「道德」、「正義」的體現者。那麼，時下我們許多知識分子的情況怎麼樣呢？我們的「士」，工作和精神狀態如何？
先講兩位我熟悉的人士吧。
上世紀90年代，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蔣某，被分配到一雜誌社工作。針對當時地方藥廠製售假藥、農村土葬佔用農田、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等問題，蔣寫了不少報道和批評文字。他還經常閱讀魯迅、巴金的著作，對社會問題保持著關注，在內心我是以他為同類的。可是又過了些年，當蔣工作時間長了，見識也更多了以後，他卻漸漸沒有了早年的批判鋒芒和思想銳氣，變得「成熟」了。2008年，他被任命為特刊部主任，負責編輯一市場周刊。此周刊主要介紹全省比較知名的商業企業，報道一些老闆的個人奮鬥經歷和發家史，周刊經費實行包幹，每年要向社裡上繳30萬元利潤。自那以後，蔣每天一上班，就把電話打個不停，然後向下屬分派採編任務，中午和晚上還要參加飯局。他再也沒有時間和心情讀魯迅的書了，他整天都在琢磨怎樣改進報道方式，怎樣讓那些老闆們捨得拿出錢來進行宣傳。
前些年我做編輯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大學畢業後先做教師、後調至政府部門工作的年輕人，他姓張，在來稿中他談到行政機構設置重疊、冗員過多、官僚習氣等問題。我給他去信，希望他多寫文章。張用毛筆字回了一封長信，講他的基層工作見聞，也談到了自己在理想與現實的夾擊下的苦悶、焦慮，他說自己經常讀書到凌晨，非常渴望能在工作中施展才華，改變周遭的沉悶、庸碌。我為他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所折服。後來，我和他的工作都有了變化，聯繫也少了，只聽說他得貴人相助，仕途騰達，不幾年已官至市政府副秘書長。去年11月，我正在為一篇文章的寫作發愁，忽然接到張打來的電話，說他來省城開會，住亞太酒店，邀我相聚。我欣然赴約，在一間包房裡見到他，他比從前胖多了，身著雪白襯衣，還打著領帶，身邊圍著幾個唯唯諾諾的屬員。談到這些年的工作，他只一句話：忙，太忙了，由於分工負責城市開發、建設這一塊，事情太多，天天要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問我的情況，當得知我還在寫社會隨筆一類文字，是騎著自行車來的酒店後，他大吃一驚，到現在你還在寫那些文章？到現在你也沒謀個一官半職？雖然他沒多說甚麼，可我還是從他的表情和神態裡讀到了嘲諷，那潛台詞是：寫那些東西還有甚麼用處呢？你為甚麼不把自己的職位調上去，為甚麼不先把自己的生活打點好呢？而我，心中也覺得不舒服，一個曾經以「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氣質奮鬥和追索的年輕人，變成了眼前這個前呼後擁的政府官員，我不知是該為他喜還是為他悲，總之那頓飯吃的是毫無味道。
勿庸諱言，近年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精神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深陷於專業工作中難以自拔，為完成「指標」、「利潤」忙忙碌碌，或在「學術規範」、「績效考核」的鞭策下，埋頭於青燈黃卷、考據鈎沉，為論文寫作和發表絞盡腦汁、四處奔波。他們都忽略了變動中的中國與世界，忽略了窗外的風雨，無視或輕視到處盛行的不公、不平、虛假與腐敗，對「無道」和鄙陋的現實，他們或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壓根就沒有了批判的意願及興趣，工作事務、業績政績或「餖飣之學」，佔據了他們的頭腦，他們被牽引著為課題、項目、職稱、經費、房子、出國考察和訪學名額而操心、勞作，全神貫注於這些「謀食」之事，忘記了知識分子的使命與道義擔當。
我們身處的當下，是一個現代化隆隆開進的時代。現代化是以一系列對人的制約與要求為其特徵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即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合理化過程 」，這個過程是要通過大量行政程序、管理和評價機制的改變及重新確定來完成，是以可用數字量化的標準來體現的。
在學院和科研體制中，知識分子的職位是和對教學、論文、論著發表的考核及評比連在一起的，這構成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此壓力下，知識者被迫捲入繁瑣的研究工作和教學事務中，他們慢慢習慣了「專業化」，漸漸對社會、正義、價值無所用心和聽之任之。而在學院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在各自的職業領域，同樣受到權力的「歸類」和異化。有時，這種「歸類」和異化打著「市場經濟」的旗號，以要求業績的體現、上繳利潤、完成工作定額等等。總之，同樣把知識者的心思和興趣限定在狹窄的範圍內，令其不知不覺間喪失社會批判的功能。
雖然方法不一，路徑不同，但最後的結果都是知識分子的暗啞和失魂，是道義的坍塌和散佚。有時，即使面對遭到整個社會譴責的重大負面新聞，我們也很難聽到來自知識界的批評了。當然，總有少數幾個人堅持著正義、公平，擔當著「繼承前賢」、「 針砭時弊」的重任，但多數知識者被體制「收編」與異化，卻是一個十分明顯但乏人指問的事實。
前幾天的晚上，想著這些問題，我又走到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條林蔭路上，心中充滿了惋惜和惆悵。我在想，時下我們有些知識分子，如此偏離了道義與價值，他們該如何面對聖賢責難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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