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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輝
我與江濤對談，當作她的詩集《七月之城》的序言。我想，我要是只寫一篇詩評，也許難免會比較學理化，跟詩格格不入，所以我們選擇了比較自由自在的對談。在對談中，當然有我的看法，但也有江濤自己的解說，或許可以將詩談得感性一些。我發覺江濤很少直接去引詩做的題記，但她在《在開封，或紀念張棗》一詩卻引了張棗幾句詩，最重要的字眼是「但有些人總是遲了七個小時」—無論是約會，或是你心靈所在地方永遠遲了七小時，意即最後失去了創作的過程。
在一些達觀的創作者看來，今年錯過了明年還會有。但在現實人生裡，某些東西遲來了，錯過了，可能就是永遠的失去，就像希臘人說的，在同一條河裡不能洗兩次腳。又好像孔夫子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使把腳再次浸入那條河，都已經不是以前那條河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錯過就是永遠的失去。但人永遠活在烏托邦的語言裡，老覺得那只是一次錯過，還會去不斷的追尋，追憶它的零碎片斷，哪怕追憶一生，也是徒勞。追尋的過程也許就是詩意的所在。
江濤似乎對最後一輯「第一日木棉集」特別鍾愛，此詩從十二月說到一月，似是倒敘，可瞬即從一月說到十一月，那是直敘嗎？江濤說得好：「十二月的木棉樹，別人都說是一棵爛樹……有一年春天，我開車經過一片木棉樹群時，突然感到怎麼會這麼紅，好像有什麼東西牽扯著我，於是我把車倒回去停下，認真望著這片木棉樹群」，她發現木棉樹「要不就是全紅，要不就是全綠」，「很絕對，很有個性」。她說她並不是很刻意「去虛構一個十二月。而是真實的人生……當你深入某種生命物體時，這種東西好像會說話」，她自覺「可以通過每一首詩去表達我關注的東西」，「去觸摸和理解它們」。
寫詩的過程是一個選擇語言的過程，去找到「有」的所在，某種情懷和精神的所在。寫詩的過程很簡短，但不是沒話可說，而有些詩寫了四、五行，就停下了。有的人很矛盾，剛剛到了「有」和「在」，或是不知有沒有時會顯得很忙亂，會不停地去找所謂「有」或「在」的東西，不停抓緊的過程就像對著錄音機說了五分鐘的說話，一個人雜亂的時候就會將這五分鐘的說話放進詩裡去。
詩的精神在於「興」，易的精神在於「象」。詩的興，易的象，是詩人對抒寫心中景象，時間空間那種交接的地方。我覺得對文學，尤其是詩的抒寫是很重要的所在。詩講究音韻的對應，上一個詞的聲音決定了下一個詞的聲音—關關雎鳩，對應的是在河之洲，而不是在河之角。氹氹轉，一定是菊花園，絕對不是菊花廳。西方詩也一樣，講究是ABBA，一四句對韻，二四句押韻，是要找聲音的回應。就像你向一座山呼叫，它就以回音回應你。「鳥鳴山更幽」，用有聲去訴說無聲和清幽，這就是自然的韻律，而不是機械的回應。
在江濤的詩中很容易看出她著重應用諧音字。桃之夭夭的桃和逃走的逃很接近，你已經給了固定的形象。如果換作江濤的濤，它又變成另外的意義；在粵言而言，還有途、塗、陶、屠、淘……除了聲以外，還要講形和意。這些詩未必與「陶」器那般固定成形，又未必像「塗」那般未成形，一塌糊塗。它們是互相變通發展的。這些決定了詩的有或者無，通過它們的交接，就是作者傳達給讀者的靈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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